学术研究 | 桑兵：长编考异法与编年体的演进（三）长编的特有功能与独立价值

长编考异法与编年体的演进

文 / 桑兵

 

三、长编的特有功能与独立价值

近代史料繁多而方法粗疏带来诸多问题，尤为突出的有下列几点。

其一，因为取材容易，又受史论关系的误导困扰，治近现代史者往往好用举例为证的方式形成观点。研究者观念不同，立场各异，所举材料并未经过仔细验证，又脱离原有的时空位置，只是挑拣出来作为例证。结果令人尴尬，本来似乎容易证实的近现代史事，反而各执一偏，聚讼纷纭，而许多的针锋相对，只是立场两极，态度、观念和方法大同小异。诸如此类的学术论争，一味侈谈个人的看法认识，却不深究是否符合事实，于学术的发展有害无益。在媒体网络时代，有据即有理，不能对证据进行专业化的验证，更会导致人人自以为是，放言无忌，把瞎扯当争鸣，充斥着随心所欲的曲解和盲人摸象似的瞎说。

其二，预设架构，观念先行，再往里面填充材料。而架构和观念大都后出外来，遇到与先入为主的观念架构不相吻合的材料史事，则视而不见，弃而不顾，引文则断章取义，曲解本意，凡人都看得出的意思偏偏茫然无知，神仙也看不出的意思却仿佛一目了然；知人则爱屋及乌，论事则顺者昌逆者亡。用设定的主题或概念勾连出来的历史，并没有事实的关联，只是萦绕心头的想象。

其三，小圈子的专家式学问，不能胸有成竹，由点到线到面，以致全面覆盖，整体之下研究具体。读书株守一隅，其余一概不看，一概不知，治学如同打洞，貌似窄而深，实则狭而偏。因为缺少通识，少见多怪，好拾人牙慧，而自诩为创新填空。等而下之者，为了凸显其发明创造，不惜毁尸灭迹，前人已知的材料和已有的成果，凡直接关联的，有意只字不提，同时又自炫其博，凡是间接相关甚至关系不大的，则旁征博引，以图骗编辑蒙专家。因为屡屡得逞，所以不惜以身试法，明知故犯。

其四，喜欢对着讲，不会接着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又好发表自以为是的己见，实则缺乏学术判断力与鉴赏力，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甚至吠影吠声。人已讲到习相远，自己还在人之初盘旋，又不知其陋，不会藏拙，以出头脓包为灿若桃花，贻笑大方还自以为得。

利用近代中国史料极大丰富的特点，努力发展编年体的方法并且应用得当，可以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充分展现编年体裁之于近代中国研究的重要价值。

编年体用于史料繁多的近代中国研究，面临两难，一是材料多难以全录，二是史事繁难以尽取，驾驭不当，反而有力不从心之憾，难以体现长编考异法的高妙。实则近代史料种量繁多，史事曲折复杂，最适宜用长编考异之法加以整理，将所有材料相互参证，以免在自圆其说的托词下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导致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尴尬；从不同视角考察所有史事的各个层面，避免以偏概全，防止以某人是非为是非，结果无是非可言的乱相。有利于矫正时下近代中国研究中常见的随意立说和格义附会两种偏蔽，破解各式各样的罗生门，呈现错综复杂的历史本相和前人本意。

近年来，不仅人物类的长编呈现脱离年谱的趋势，其他编年体著述，也大都不是为了删繁就简，有的意在撰写其他体裁的著作，有的甚至一开始就是作为独立存在的著述，既非简本的扩充，也没有删削成书的目标。脱离年谱的附属地位，长编可以自成一体。长编的编撰，如果能够贯通所有材料和事实，不仅可以作为撰述的准备，检测其他形式研究成果的衡鉴，还可以作为所有相关研究的基础平台。

长编究竟有无独一无二的功能？如何才能深入发掘、展现和发展长编的潜在功能？这是值得研治近代者认真思考和努力深究的问题。

长编的价值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为详。所谓详，首先是资料的详尽详备，搜集资料要尽可能竭泽而渔，不避烦芜，不溢美，不掩饰，不附会，不趋时，不拘泥于所谓直接间接一手二手等外型判断，所有类型的史料一律平等，关键看是否相关，相关到何种程度，相关在什么层面。取材不足，则不仅判断难以准确适当，更重要的是史事的许多方面环节若隐若现，无法呈现全貌。甚至由于史料不够，只好阙疑，否则猜来猜去，不得要领。搜集史料不能带有成见偏见，不能先验地挑拣，应该有闻必录，至少在搜集材料的阶段必须如此。近代号称史料大发现的时代，而近代的史料更是层出不穷，或者误解以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又受不读书而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误导，人所常见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人所未见书。编撰长编，发现新材料与贯通新旧材料应该相辅相成，必须熟悉旧材料，才能发现和应用新材料。要尽可能掌握前人已知努力发现未知，这是研治近代的一大难题，也是奠定研究坚实基础的必由之路。只有在充分掌握各类资料并且相互贯通的前提下，才能全面如实地呈现复杂的历史本相和前人本意，避免穿凿附会，各执一偏。

要做到资料详备，必须明确取材的范围，范围不明确，就无法把握材料的边际。按照一般长编的办法，主要局限于谱主的言行，或是主题事件的基本情况，取材范围自然不广。可是，值得做长编的大事要人，往往处于时代的中心位置，具有枢纽性作用，与同时期的其他大事要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以其为纽带，不仅能够串联这一历史时期的大事要人，而且能够通过其与各方关系，深入认识整个社会变动制度建构、思想脉络乃至中外关系。加之中国为伦理社会，最重人伦关系，所谓礼制纲纪，即以伦常为根本。相应地，处世治学也极为讲究人脉。生活在关系网之中的中国人的言行，要从关系网的视角脉络才能考察清楚。

确定取材的范围边际，又有形似而实不同的两种做法，一是以所研究人事为主线放射扩展，二是将特定人事放在关系脉络的整体之中。前者仍然是单向度地放大，后者则不仅从中心辐射周围，还要求从四面反观中心，也就是说，要从围绕其周边的人与事的视角来考察中心人事，尽可能多角度呈现历史的复杂面相，而不仅仅以主题为轴串联历史。例如一个党派、团体、同盟或一次会议、活动的其他成员如何看待、反应谱主的言行，从关联事件的角度考察主题事件的影响作用等等，如此才有可能全面观照，让材料得其所哉，并恰如其分地解读相关文本和行事。

此法的要诀在于拿捏以特定大事要人为枢纽，贯穿近代中国的尺度。既不能局限于主题的言行，以免望文生义地解读，或是仅仅从谱主的角度看待与其有关的一切人事，以偏概全，也不能漫无边际，脱离中枢，变成近代中国的浮泛缩写。应提纲挈领，充分体现谱主的枢纽性地位作用与前后左右四面看山地观察把握近代中国的大事要人相得益彰，展示长编考异法与比较研究法相辅相成之于近代中国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其次是取材要尽可能详细地还原事实。史料繁多，必须有所取舍，记载芜杂，必须有所鉴别。取舍不能以自己的见识好恶为准，看懂的部分拿来用，看不懂的则视而不见，形同阉割历史。用材料要尽可能符合其本意，既不能任意取舍，更不能断章取义。史学的一大强项即恰当处理材料。一般而言，材料是死的，可是留下材料的人往往会设陷阱布迷局，生者稍有不慎，就会落入彀中。档案里不乏官样文章，日记中不少道听途说，书信间也有虚情假意，尽信任何一种材料都难免偏蔽。只有对材料、史事和前人研究三者深入认识，才能拿捏得当，还原准确。长编依时叙事，自有时间的天然顺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编撰长编只要机械地按照时序排列材料就万事大吉。陈寅恪所论合本子注及长编考异法，其要在于汇聚异同事类相从，参考校异，极数通变，则万流同归，百虑一致，庶可以辟大通于未寤，阖同异于均致。这与强调整理史料的方法就是比较不同史料的傅斯年所说大体相近，傅的总结是：“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17](P307)近真与得其头绪,可以说是编撰长编整理材料的不二法则。

史学的本旨在于求真,历史为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如何发生，情形怎样，均为实有，不会因为任何后来因素而改变。但发生过的史事须由当事者的相关记述来探求，或者分别称之为第一历史和第二历史。照此推衍，依据相关记载追求史事本相所得著述，实为第三历史。未来如何不敢擅断，至少目前还无法物理性地还原历史的本相，况且即使能够还原，观者所见也会有时空差异。如此，后人的求真，由于条件的限制，永远不会完全与事实重合，只能通过适当的努力逐渐接近。

所谓真至少有两个层次，即史事本身的真与记述史事的真。史事的真与后人必须根据各种相关记述来还原史事存在矛盾，亲历者关于史事的记述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牴啎，无论怎样详尽忠实地记述，也不可能完整地覆盖全部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而且当事者利害各异，立场有别，所记的罗生门现象相当普遍。由此衍生出层垒叠加的史书，实事往往无直接证据，可以证实的部分又相对简单，其余只能近真。而近真使得一事多解的情形常常发生。历史上所有当事人关于本事的记录，由于角度、关系、层面等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利害有别等主观因素，往往异同互见，可是他们如此这般或那般记载本事，除有心作伪之外，同样是真。只不过这样的真在他们有的是眼见为实，有的则是真实心境的映照。

正因为同一事件的参与者身份各异，立场不同,参与的时间、地点、程度、环节千差万别，即使如实记录，也只能反映其亲历或听闻的部分，况且还有影响如实记载的多种因素，有此一说不等于均如此说，有此一事不等于事即如此，所以必须将事情的全过程各层面的所有相关记录汇聚比较，参考校异。有鉴于此，长编必须与考异相辅相成，大体有下列原则和作用：其一，前说有误,排比史料可以纠正至当。其二，未有成说，汇聚史料可以立说无碍。其三，诸说并立，取比较近真之说其余存异。其四，诸说真伪正误间杂，须相互参证，酌情条贯。其五，实事往往无实证，须以实证虚，而不涉附会。各种情形，或分别，或兼具，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整理资料不能先入为主，依据资料类型进行判断取舍，只能作为参考，不可过度依赖。尤其是不能将他指后认当成预设，看似还原史事，实则编造谱系，把呈现历史变成创造历史。必须将所有资料依时序事类相从，不偏不倚，探究事物的发生演化和人物言行的变化。否则以近代史料的繁复，错误的判断可能会导致形成似是而非的历史叙事。诸如此类的叙述在近代领域所在多有，如庚子勤王、辛亥清帝退位、新文化运动的渊源流变等，通行叙述与史事本相相去甚远。治史如老吏断狱，要想完全还原案情，诚非易事。乾嘉考据号称实事求是，信而有征，而实事未必都有实证，有实证的却未必都是实事。只要找到直接证据就可以坐实的考证，多为具体的简单事情。充分汇聚材料，排比梳理比较的结果，剔除各种可能，剩下的最不可能反而能够通贯所有材料和事实。若是先有成见，挑选论据，就很容易误入歧途。

再现史事，要将大量碎片化的材料拼合连缀。史料再充分，相较于事实的复杂多面而言，也不可能完整。因为记录本身就不可能面面俱到，留存过程又不可避免地有所散佚，所以治史在努力穷尽史料的前提下，仍然一方面要阙疑，不做过犹不及的假设求证，另一方面还须必要的判断推论，不能太过拘泥以求大体成形。若是必须完璧才能结论，势将一事无成。两者之间如何拿捏得当，需要高明的艺术和高度的自觉。

取材详备之后，考证异同格外重要。一件事情往往有多个记载，有的大同小异，有的同中有异，有的异同参半，有的甚至迥然不同。长编必须用材料说话，有几份材料说几分话，但材料不会自动说，必须整理者比较考辨，才能在适当的地方说出得体的话。如果说年谱只要呈现整理材料的结论性意见，长编则应该进而将整理材料不断近真的过程呈现出来。一般而言，任何史料之于本事都有部分的契合，编撰长编若将异同不一的材料简单排列，一则过于累赘，二则难以鉴别，适当的做法，应该是通过梳理比较，将材料与事实相吻合的部分析出，连缀成文，用以叙事。也就是说，不能快刀斩乱麻地简单处理材料的复杂性，要通过梳理整合，让材料自己叙事。梳理材料不仅要判断真伪，斟酌取舍，合并完全相同的部分而且要仔细比较细节的异同，从各种材料中选取各个环节记载最为详细准确的文字，粘合一体，还原事实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这同时也是将全部材料去伪存真以及依据材料呈现可还原史事的研治过程。

史事本相毕竟有迹可循，前人本意则往往没有直接证据，或是虽然有所依据，解读起来也因人而异。即使是谱主的言行录，认识不当，也会断章取义，曲解本意。资料长编同样要有所取舍，能否取舍得当不能全凭主观，反而要尽量约束主观任意，尽可能全面完整地表达谱主的意见。如果但凭己意，选取自以为重要或是自己看得懂的部分进行拼接展现，而将自认为无关紧要或看不懂的部分弃而不论，等于是阉割历史。唯有沟通古今中外，因缘观念和事物从无到有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才能理解变幻莫测的前人心意。比较前后几件相关联的事情，目的是显示彼此联系，以便事类相从。这些联系应该是事实的联系，而不是用后来的观念连成一线。不过，有的事实联系隐而不显，需要在比较中用心揣摩，前后左右移形换位，才能逐渐显现。有的事实联系并非前后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如抗战时期阎锡山的三个鸡蛋上平衡，梅贻琦平稳长校的要诀为联合教授应对学生，解放前后陈寅恪的何去何从等。有的联系虽有事实，但是相距时间较长，全部聚合一处，不合长编体例，完全按照时序分述，又难以显现彼此关联。应根据情况，斟酌处理，前后相连的，可适当合并叙述，间隔较长必须分述的，可前后略加提示。至于涉及多方的相关关系，应予简要说明，避免孤立地抽取出来作为立论的证据。

或者有所疑虑，如此做法，势必篇幅大增，如何能够控制得当，避免冗长累赘。其实，长编当然不能太短太简，否则毫无意义。同时只要把握长编考异之法，就不至于失控。首先，长编不是资料长编，取材必须剪裁概括，万不能将长编当作特定人事的资料汇聚，取代全集、资料集的作用，这样反而失去长编应有的功能作用。现有的长编，有的常见资料也全文照录，有的虽然资料珍贵，可是已经另行结集出版，亦无照录的必要。真正考验编者的，反而是剪裁取舍的当否。其次，长编有特定主题，无论如何伸展，不能脱离主轴，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至于如何伸展，伸展到何种程度，仍然取决于和特定主题人事的关联多少。如何拿捏得当，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只能心领神会，无法设定统一有效的标准。

长编若能做到上述程度，即兼具整理史料与著史的无二功能，可以成为独立存在的编年体之变相新体。具体而言，功能之一，可以训练近现代史研究者，增强其整体观照和全盘驾驭的能力，推动近现代史研究走向精细化，使得史料大幅度增加的困扰，变为承接固有良法与域外比较研究相融合的基础，进而成为将前贤治学办法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动力和机缘。功能之二，大幅度夯实近现代史研究的基础，提升研究的平台，减少观念先导举例为证的随心所欲，使得材料回归原有的时空位置，又能够相互连接，由碎立通，从而有效增强近现代研究的学术性。功能之三，形成检验各种观点主张的尺度准绳。近现代史料繁多，又貌似容易看懂，未经严格训练者不知其难度相应增加，断章取义，随意发挥。殊不知其说看似有据，其实根本无法纳入系统梳理过的材料与事实链条之中。长编的大量编撰，虽然不能阻止无知无畏者一往直前，至少能够有效地防止穿凿附会，让信口开河无所遁形，减少以妄言为高论的凿空逞臆，有良知者知所进退，从而改变因史料多史事繁及方法不当所产生的各说各话的乱象，减少由各执一偏的见仁见智引发的聚讼纷纭。

（全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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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98-110页。）

 

编辑 | 郭思成

初审 | 张文苑老师

审核 | 安东强老师

审核发布 | 龙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