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 郝光明：寻根浚源的新探索——评王承文《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
寻根浚源的新探索
——评王承文《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
郝光明
王承文教授的《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多年来一直享誉学界，已成为当代灵宝道教研究者的必读书。近来，王教授的新作《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正式出版，这无疑是道教学界的一大喜讯。
中古道经与道教史研究一直是海内外道教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当今道教研究争议最激烈的领域之一。一方面，各种新观点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引发一系列激烈的学术论争；另一方面，新观点在争鸣的同时，也加剧了中古道教研究领域的分歧，以至于一些重要问题始终不能达成共识，这也为进一步的探究带来了困难。出现如此众多且难以弥合的歧见，这跟当代道教研究过度脱离中国文化语境有着深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王教授新作的出版恰好为道教研究更好地植入中国语境提供了一个优质的示范。
《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
本书的上下两编都关涉到相关领域的根源性问题：一个是汉晋道教仪式史研究的起点与基础——道教斋戒制度；另一个则是早期灵宝经典研究最重要的起点与基础——敦煌本《灵宝经目》。
对于道教斋戒制度的讨论，作者没有标新立异，而是从史料的梳理入手，通过缜密地分析汉晋道教斋戒制度与中国国家祭祀制度的渊源、以及汉晋道教定期斋戒与佛教布萨制度的异同，着力于透过纷繁杂乱的表象抓住问题的实质：儒家祭祀的斋戒制度以及与神灵交通的礼仪是早期道教斋戒制度和斋仪最重要的来源。经过艰辛的探索，本书得出了一系列极具说服力的结论，廓清了长期以来萦绕在这一问题之上的各种迷雾，这就为进一步的探索夯实了基础。
关于敦煌本《灵宝经目》的讨论，作者没有沉溺于时下流行的刻意肢解古灵宝经群的风气，而是着眼于古灵宝经教义思想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更留意从灵宝经群的整体连续性出发来看待古灵宝经之间的个体差异。这样的研究视角对于“法教圆通”自居的灵宝道教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样的视角不仅给思想的探索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也为古灵宝经研究走出当前日益支离破碎的研究趋向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彰显了中古道经及早期道教仪式赖以维系的丰厚文化沃土，并细致地考察了各种道教文化现象由源及流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通过寻章摘句地依据“只言片语”来机械拼接新奇的观点，这也展现了作者深厚广博的学术素养。如本书透过对汉晋道教最重要的神圣空间“静室”和“斋堂”的精微辨析，细腻地揭示了道教斋戒仪式直接渊源于古代国家祭祀制度的实情，并为深入揭橥古灵宝经斋戒仪式的源流找寻到坚实的根基；再如作者没有轻易地从一些表面的差异入手来切割古灵宝经群，而是耐心地研读全部古灵宝经，尽力把握古灵宝经群的完整意蕴，并着眼于古灵宝经群的完整意蕴来讨论敦煌本《灵宝经目》的各种问题。这样的探究涉及到汉晋时期各种文化宗教传统，其难度可想而知。作者不畏艰难，没有停留在表层的概念比对，而是深入汉晋时代的思想世界与知识体系，精细梳理古灵宝经群内在的思想脉络，最终得出了一系列深具卓见的结论。这份知难而进、深入经藏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也正是有了这份虔诚的学术态度与精进不懈的学术担当，作者对时下流行的穿凿比附的“无根”化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这样的批评是推进道教研究健康前行的动力。如书中就锐利地批评了一位同行的看法。书中这样评说：这位学者把道教定期斋戒制度这样一个渊源极其悠久、内容非常丰富、流变十分复杂的重大问题，最终简化成为一种特定的论证模式和基本结论，即自中古以来道教各派所有与定期斋戒有关的内容，都应该直接归结为大约在400年出世的《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这样一部特定古灵宝经的影响；而古灵宝经的所有定期斋戒制度，却又都直接归结为397年译出的《增一阿含经》这样一部特定佛经中“六布萨”制度的简单模仿。而这位学者又把研究结论推及到道教斋仪和戒律条文等几乎所有与斋戒制度有关的各个方面。于是，按照这样的逻辑，一部佛经中的寥寥数百字，却开启了作为构成整个道教核心内容的“斋戒仪式”爆发式的大发展。[①]批评的指向是显而易见的：这位学者的认识方法与研究方法是对早期道教斋戒制度本身的一种误解与曲解。
王承文教授
可以看出，这位学者的认识方法与研究方法是一种“以孤证造新说”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在当前的道教研究领域并不少见。一些学人沉溺在“以孤证造新说”的风气之中，往往只依据个别孤立的事实就去拼接出各种具有总结性意义的结论。他们的结论往往是新颖而奇特的，且常常带着强烈的颠覆色彩。其实，这些总结性的结论是单纯外部史考察无法做出的。学术的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标新立异。这种以孤证趋奇鹜新的做派，虽然从短期内看制造了很多学术话题，似乎推动了学术的繁荣，但从一个比较长远的视域来看，这种做法往往在后来者与道教之间人为设置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沟壑。这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学风。事实上，任何文献材料孤立地看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有将其置于适宜的整体语境中，不脱离具体的文化情境与相应的思想世界，我们才能避免穿凿附会的臆断与断章取义的瞽说。
本书中关于“以孤证造新说”的批评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这些批评是切中肯綮的，也是道教仪式研究良性开展的重要支点。批评是为了建设。道教研究之路也只有在切要的批评中才能越走越宽广。就此而言，本书显然是一部兼具开拓与批评于一身的佳作。
本书的又一大特点则是充盈着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虽然作者很留意汲取海外汉学家的最新成果，但却没有一味盲从海外汉学家的各种论断，而始终保持着“中立而不倚”的文化自觉意识。这在当前的道教研究中是比较独特的。
由于道教研究长期处在海外汉学的引领之下，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道教研究的“他乡语境”。海外汉学家们主要通过文献来研读道经展开研究，由于缺乏对道教文化的亲身体验与默会经历，也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把握，出现认识上的偏差也在情理之中。他们的各种论断显然是要有选择地加以接受的。就像中国学人关于西方文化的各种论断，西方学人也不会照单全收，而是要经过层层筛选后才会接纳一样。不过，由于本土道教研究对海外道教研究多年来一直处于亦步亦趋的跟进状态，以至于海外汉学界一些显而易见的误解始终得不到指正。学术交流的对等原则在这里似乎有些黯而不彰了。这就不是正常的学术交流了。
可喜的是，在本书探讨中，这种不正常的学术交流状况出现了变化。作者秉持独立思考的原则，立足于详实的史实重新考察了一系列海外汉学家的著名论断，并对有些论断提出质疑并予以了辨正。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施舟人关于早期道教与古代国家祭祀制度的论断进行的辩争。
如施舟人指出：“儒家和道家、道教的分裂与对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也是一个被所有研究者承认的常识。”[②]他还指出：“儒家仪式的核心主要在‘礼’。道教不但没有‘礼’的概念，根本也不用这个字。道教把自己的仪式和祭法叫做‘科’。‘科’或‘科仪’含义跟‘礼’完全不同。”[③]熟谙中国经史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出，儒道的敌对显然被施舟人夸大到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地步。
其实，道门科教三师之一的杜光庭就明确谈到：道教斋仪源自国家祭祀之礼（原文是：“易祭祀为斋醮之科”）。道门斋醮源自国家祭祀之礼实际上是古今来道门内外的基本共识。此外，身处本土的中国学人也显然感受不到儒道尖锐敌对的氛围。施舟人的认识显然是藉由某个特定时期的道经片段结合西方宗教经验得出的结论，其不妥之处一目了然。可是，长期以来，这样的不经之论不仅未见辨正，反在学界广泛传布，还被不少本土学人视为独具慧眼的不刊之论而奉为圭臬。这就让人费解了。
对于施舟人的论断，在经过缜密的论证之后，作者指出：在“事神致福”的原因和本质上，道教与古代国家祭祀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而国家祭祀神灵的礼仪和规定，就是道教斋醮仪式最主要也最直接的来源。[④]对于施舟人提到的“道教不但没有‘礼’的概念，根本也不用这个字。”作者还专门做了检索，最后发现：“出现‘礼’字的道经有3407卷，合计26188次，远多于‘科’和‘科仪’的出现频率。”[⑤]对于施舟人提出的“‘神不饮食’可以说是道教与古代牺牲宗教的分野”的论断，作者在经过周详的文献考察后指出：中国古代国家的祭祀制度，除了血牲献祭环节之外，实际上还包括斋戒制度以及与神灵交通的观念和相关仪式等多方面的内容。而早期道教所试图摒除的，其实主要是与其核心信仰相矛盾冲突的内容，即有关对神灵的酒肉血牲献祭。至于儒家祭祀的斋戒制度以及与神灵交通的礼仪等等，则是早期道教斋戒制度和“斋仪”极其重要的来源。也正因为如此，汉晋道教斋戒制度所贯穿的神学理论和基本内涵，主要是以本土文化宗教传统为基础形成的。[⑥]这显然是经过深沉的独立思考后探寻出的真知灼见！这才是良性的学术沟通。当代的道教研究需要更多良性的学术沟通。
本书的殊胜之处颇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百官之富、宗庙之美”，细读其书自然尽收眼底。可以预见的是，本书的流传应会让中古道教研究鼓荡出更加蓬勃的盎然生机；而这部书所展现出的孤往探寻真知的精神，也会传递到更多人身上，在不久的将来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博士、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载《道教学刊》2019年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