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 袁丁教授《跨国移民与近代广东侨乡》
袁丁著：
《跨国移民与近代广东侨乡》
内容简介
本书是袁丁教授历年来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论文集，大多数文章与粤籍华侨及广东侨乡有关，其中包括近代侨汇的流通问题，近代东南亚华侨商会建立背景，东南亚华侨社会与华侨华人信仰，以及对广东潮汕和四邑侨乡的田野考察。本书收录的文章成文时间跨度大，从八十年代初绵延至今，袁丁教授的学术脉络和研究旨趣可从中一窥，如早年的关注点、研究方向的扩展、运用的新材料与新方法、近几年的研究重心等等，对于渴望在华侨史领域深耕的学者或学生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及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袁丁，历史学博士，曾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等做访问学者。现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人文社科分委会委员。现为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等。出版《近代侨政研究》、《国民政府对侨汇的管制》等学术专著5部、主编学术著作3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承担多个国家社科及省部级社科项目。
目录
序 言
第一章 近代移民与侨务
一、晚清对华工出国中拐匪的态度及其演变
二、同光年间清政府对遣使设领态度的转变
三、光绪初年中荷关于华侨国籍的交涉
四、《大清国籍条例》：中国第一部国籍法的产生
五、1901—1905年间中美关于华工禁约的交涉
六、中国振兴商务大公司与徐锐南洋招股计划的破产
七、清政府与法属越南的华侨问题
第二章 近现代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
一、马六甲青云亭研究
二、缅甸瓦城华侨观音寺研究
三、《三州府文件修集》初探
四、清政府与泰国中华总商会
五、清末印尼日惹华侨商会的建立
六、晚清官员与新加坡华商
七、新加坡华人宗教信仰的发展与变迁
第三章 侨汇与近代广东侨乡
一、近代广东侨汇的民营方式
二、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的侨汇流通
三、侨汇广告与东南亚近代侨汇
四、侨汇与香港金山庄
五、近代侨汇与五邑侨乡市镇化趋向
六、澄海东里的海外移民与侨汇
七、新会三镇赵氏海外移民与侨汇
八、从新发现的口供纸谈起
后 记
序言
从广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在地球空间不断迁徙的历史。从走出非洲到哥伦布大交换，再到今天的地球村，人类迁徙的距离、速度和广度持续增加，作用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人类迁徙不仅形塑了世界各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社会，也影响到未来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移民史，就是研究人类自身发展变化的历史。
跨国迁徙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极大。这种迁徙对于迁出国和迁入国的人民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对于跨国移民本身更是前所未有的体验。研究跨国移民，不仅可以理解国际移民自身的历史和现状，而且有助于了解国际移民的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历史和现状。以当代中国为例，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最初就有大量来自海外华侨华人的投资，从而解决了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资金问题。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国际移民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始终保有高度的热忱。
实际上，海外华侨华人就是跨国迁徙的中国移民及其后代。据史书记载，中国人至少从汉代开始已经有了跨国移民的实践。唐代以后，这类记载逐渐增加，反映出中国人的跨国迁徙活动日益增加。明清以降，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海外移民日渐形成高潮，在东南亚、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出现大批特征明显的华侨社区，影响波及当地社会和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特别是广东和福建侨乡，最终也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
在中国，“侨乡”一语通常指海外华侨华人的原乡，即祖籍地。一般来说，它们是海外华侨华人祖祖辈辈生长的家乡，也是华侨移居海外的出发地和国内亲属的聚居地。历史上，这些祖籍地多为中国南方沿海的乡村，特别是粤闽一带的沿海农村，但也可能是沿海大中城市。这些侨乡通常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乡音所在，从方言、物产、饮食、服饰，到建筑、民俗、信仰等等都与海外华侨华人息息相关，因此与海外华侨华人构成多重跨国网络，生生不息。这种原本意义上的侨乡是由本地居民的跨国迁徙而自然形成的，并非人为主观意志构建而来。其与海外的联系，也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自然而然产生的，主要形成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时期。近代以来，当海外华侨回归祖国时，他们往往定居原乡，操着乡音，住在用侨汇购建的房屋里，与家乡的亲友团聚，成为侨乡中的归侨，同周围的乡民和谐相处。近代时期，粤闽沿海侨乡逐渐形成与其他非侨乡区域不同的地方特色，包括发育异常的市场、不中不西的乡村建筑、土地占有的碎片化、壮劳力大多外出、海外侨汇大量注入、乡村走向市镇化、“两头家”的大量产生、侨报侨刊的出现、乡村民间信仰流向海外等等。
近代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侨乡特色的产生和发展，是跨国迁徙的海外华侨华人与留在内地的家族亲友长期双向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不仅让海外华侨华人能长期保持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也使得海外华侨华人社会能长期保持其独立性和特殊性，从而形成一个个在迁徙国中的中国传统文化飞地。另一方面，东南沿海的粤闽侨乡也源于这种互动，在保持原有文化传统的同时，借由海外华侨华人源源不断注入的侨汇和投资，催生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带来引领时代的社会变迁，影响至今。近代以来，中国沿海侨乡的这种特殊现象，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长期兴趣，也引发国内学术界的深入思考，从而产生巨量的研究课题和学术成果。
国家形成以后，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完善，人们的跨国迁徙不免受到当地政府施政的影响。在中国，汉唐至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对于国人的海外迁徙一般多持开放态度，没有过多的政府干预。但是在明清两代，禁海带来的对于跨国迁徙的严禁导致中国国际移民的非法化，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人开始了全球扩张，在各王室和政府支持下，欧洲人的跨国迁徙不仅让新大陆成为欧洲人的囊中之物，而且把欧洲以外的广大区域变成欧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欧洲人的全球扩张，既给中国的海外移民创造了移民的条件，又给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在当地生存和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
从学术史的角度观察，1949年以后，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研究主要是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因此，数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成果也主要体现在华侨华人历史方面，无论是学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都以历史学著述为主。从学科角度而言，这必然带来学科面狭窄的结果，从而难以被外界特别是学术管理层认可。因此华侨华人研究长期以来只能依存于历史学学科之下，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如世界史、中外关系史、专门史等等。目前，国内外对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需求是综合性的，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已经不仅仅是过去单一历史学科所能解决的问题。诸如当代海外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海外华侨华人参政的状况、海外华文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变化、海外华文文学的持续与发展、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前景、海外华侨华人与各国移民政策的关系、国内外侨务政策研究、海外华人人口的发展变化、海外华人宗教信仰的变迁等等问题都是这样。由此入手，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自当拓展研究领域，力求将华侨华人研究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的基础之上，以解决单一学科所不易解释的问题。
华侨华人研究应当包括诸学科的研究，即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华侨华人文化的研究、华侨华人政治的研究、华侨华人社会的研究等各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多学科研究并非单指研究对象的改变，而是指研究的方法和手段，特别是研究的理论架构方面必须有所变化，以改进长期以来国内华侨华人研究主要由历史学出身的学者所从事的现象，建立综合性的华侨华人研究。另一方面，要将海外华侨华人作为国际移民的一部分，放在世界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注意移出地和移入地两个方面以及两地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开拓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从研究课题上，研究者应当改变单纯研究历史和单纯为政策做注解的现状，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开拓研究领域并创新研究方法，争取出一批有学术价值、能与国际接轨的成果。这就需要各个学者认真思考各自研究的课题，从学术角度出发，深入持久地探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提出独到而又深入的观点。尤其重要的是，应当开拓一些可以长期从事的课题和研究领域，而不是一次性的所谓“成果”。另外，还需要深入思考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从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寻求华侨华人研究的突破，不拘泥于现有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特别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就课题选择而言，从学理角度分析，在中国大陆从事华侨华人的研究而又欲尽快在国际学术界形成影响，并在国内形成独立学科，必须在研究特色上下功夫。而华侨华人的出现作为一种移民现象，其移出地也就是祖籍地恰在中国大陆，这种背景决定了大陆学者可以侨乡研究和汉文史料为主要特色。
对于研究近代以来侨乡的发展和变化而言，当前需要采取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深入侨乡的基层社区，在当地用观察和体验的方式，系统地考察侨乡与海外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给侨乡带来的变化。一方面，需要研究侨乡原有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尤其是所谓乡村社会的小传统，即俗文化性质的民间文化，包括民间宗教、民俗、民风、民情、宗族、家族、家庭、语言、村落、建筑、民间艺术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需要研究侨乡由海外移民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人口、思想、文化、宗教等各个层面。还要考察和比较侨乡与非侨乡的异同，如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社会风俗、教育程度、语言文字、集会结社、观念意识和文化传统的持续与变迁，等等。
在相关研究方面，我们必须争取与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合作开展研究，弥补现实中学科单一的不足。从具体研究层面看，目前大陆华侨华人研究学者普遍缺乏理性探讨，满足于一般性理论，在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中极少引申出有普遍性意义的结论，导致整个华侨华人学科难以真正与现实中已有的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人口学、教育学、文学、哲学等学科分离。显而易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华侨华人研究过去多半是由历史学者所从事的背景相关。因此，理论创新是华侨华人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有关学者应当在这一方面多下功夫。从学科的角度看问题，历史学本身属于实证性研究为主的学科，长于细节的深入研究而理论创新能力相对偏低；与此成对比的是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则长于理论建树。因此，有关学者应当在今后的研究中，多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合作，在边缘和交叉学科上下功夫，取长补短，推进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从华侨华人研究的现状和发展看，这方面研究欲独立发展，必走综合和交叉学科之路，也必然成为一个边缘学科。故需要在其未定型之前，尽量吸收多种学科的学者参与，尤其是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
理论创新是打造学术研究高地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从海外学术界的成功例子看，正是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才有华侨华人研究的推进。以莫里斯·弗里德曼为例，他在《新加坡的华人家庭和婚姻》、《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国宗族和社会：福建和广东》等书中提出一系列理论思考，包括分化社会中的单系亲属组织和集权政治体系问题，特别是它们在汉人特定区域社会中的情况。他提出，福建和广东存在大范围单系亲属组织（宗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共同财产的维持，而贫穷的宗族人们则被迫大量向城镇和海外移民，等等。此外，施坚雅、李亦园等人的研究也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需要学术界扎扎实实地在发掘资料和理论创新上下功夫，我们不仅应当在实证研究中回应和挑战各类相关理论，也应当在实际研究中不断提出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从而推进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
在21世纪的当下，中国人的跨国迁徙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迁徙的地域和数量上更有所扩大，足迹真正遍及全球，影响更是前所未有。由此带来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我们相关学者在各自研究中不断加以努力。
是为序。
后记
本书中选择的是作者历年来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论文，大多数文章与海外华侨华人及广东侨乡密切相关，所有文章此前都在海内外各类期刊或论文集里公开发表过。其内容涵盖近代中国侨务与华侨关系问题、侨汇的流通及影响、近代东南亚华侨商会建立的历史进程、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与华侨华人信仰的变迁、有关华侨史料的解析，以及广东潮汕和四邑侨乡的田野考察。相对而言，书中选取的文章主要集中在近代华侨华人历史方面，因此未能收入作者关于东南亚研究的学术论文，这反映了作者近年来学术研究的部分旨趣。虽然这些研究并非作者全部学术关注点，大致与作者近年来承担的各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相关。其中，2012年底启动的广东省大型文化工程“广东华侨史”项目在各方面为作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特别是由本人主持的、于2013年立项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特别委托项目“世界视野下的广东近代移民潮”（项目批准号:GD13TW01—1）给予了作者极大支持，在此深表谢意！“广东华侨史”项目作为一个整体，目前仍在进行中，故部分成果未能纳入，期待能尽快与读者见面。
近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大环境上，无论是政府的重视程度、经费的投入、资料的获取、出版的便利等方面，相比过去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归根结底，学术研究毕竟不是短平快的工程，需要学者长时间专注地投入很大的精力和体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学有所成，学术研究也未必能让学者自身发家致富、过上舒适的生活，历史学研究尤其如此。为此，我要感谢妻子文红和小女婧婧，正是因为有了她们长期的鼓励和支持，我才能在华侨华人史研究方面坚持数十年。此外，我要感谢其余家人和同事们对我一如既往提供的帮助，他们的帮助让我能心无旁骛地从事学术研究。我还要郑重感谢历史系各位领导为本书出版多方谋划、出资出力和热情支持。感谢中山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南海战略研究院）各位同仁为我分担各项行政管理和科研事务，让我可以有大量时间读书写作和出国调研。感谢博士研究生朱祺、张绍兵等日常为我办理各种琐事，使我最终拿出这本不成样子的小书。
编辑 | 方子潇
初审 | 张文苑老师
审核 | 安东强老师
审核发布 | 龙波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