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谱石刻搭建南北对话桥梁

近年来，华南研究和北方民族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动态活跃、成果不断涌现的两大领域。随着研究的推进，两大领域之间进行对话的内在要求越发强烈。为顺应这种趋势，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近期联合举办了第98期“北大文研论坛”，主题为“书谱石刻：中古到近世华南与西域研究的对话”。来自海内外十余所高校的二十余位学者出席会议，根据自身在西域、华北以及华南研究中的心得体会，围绕相类似或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邱源媛介绍，旨在推动多语种取向的北方族群研究与历史人类学取向的华南研究的学术对话源起于2016年，经过多次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引起了越来越多学界同仁的关注，本次论坛举办的主旨就是推进更为立体化、多元化、非线性的历史解释。amjs澳金沙门151(中国)有限公司主任、《历史人类学学刊》执行主编谢湜提出了华南研究如何与新形势对话，研究者如何面对新时期清史研究的资料与方法等问题。

族谱作为记载家族情况的书籍载体，无论在华北还是华南地区，抑或广袤多元的亚欧内陆地区，都广泛存在。邓小南对二十多部龙泉何氏族谱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很多“不靠谱”记载背后存在“靠谱”的宋代社会史信息。罗玮展示了通过田野调查发现的元代藁城董氏家族族谱清抄本，并对其进行初步考辨，认为它提供了大量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元代历史信息。刘志伟认为，孔庙石碑上所刻族谱存在二十派六十户的结构，是典型的明清社会合族结构，研究中需要分清不同家谱的形式，还要认识到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家谱当时的用途。赵世瑜择选雅砻江、大渡河、岷江三江并流地区，即所谓“汉蕃回走廊”为研究区域，重点探讨了当地的族谱情况及其反映的社会环境。乌云格日勒以美国哈佛大学已故柯立夫教授收藏的扎鲁特右翼旗扎萨克贝勒家谱为例，分析了其中记载的长子、次子夺爵的故事。邱源媛重点介绍了清代旗人的人丁册、家谱和承袭册。

石刻史料一直是人类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郑振满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生动介绍了《泉州宗教石刻》一书。田宓以清代以来迁居到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的山西汉人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家族与村落情况。陈博翼通过对越南武景碑的研究，探讨占婆碑铭研究中历史解释的变化。孔令伟探讨了明代石刻中反映的明朝政府与藏传佛教关系问题，并通过与清代史料的对比，认为清代出现了对明代“神圣地理概念除魅化”的现象。卢正恒考察了清朝政府平定林爽文叛乱之后，在台湾所立满文碑刻与当地所立汉文碑刻的不同之处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

公文书作为政治行为的载体，一直被认为是“第一手史料”而备受重视。在西域研究和华南研究领域中，其所研究的文书虽然具备不同的特点，但都是研究的基础性史料。张帆根据《元典章》所载元朝中央公文书的研究，探讨元朝国家行政的几个重要特点。党宝海通过元代文献记载的比较，探索元代的田大成案和胡颐孙案的记载正误问题。阿风详细梳理了“正史”“实录”“文书”在中国古代史料系统中的不同层次，指出“文书”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乌云毕力格对乌珠穆沁寺庙史中的个案进行了探讨，并讨论了遗留性史料和记述性史料的处理问题。蔡伟杰对清代旅蒙商人学习蒙语的教科书进行了研究。包呼和木其尔探讨了喀喇沁右旗承担阿勒巴的组织或社会单位，并考察了其反映的社会结构特点。

乌云毕力格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这次论坛内容囊括家谱、族谱、文献、西域文本等材料，题材涉及社会、历史、宗教、考古等，语言涉及汉文、满文、藏文等。这种跨领域的讨论起到了非常好的交流效果，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