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选、南征、南迁与南部海疆开发

——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评介

张兴成

从全球史的视野观察，可以看出：在走向海洋世界的历程中，古代中国的步履倍加谨慎，不但迥异于西方，也与同处东亚的日本殊途异辙。对于个中原因，往哲时贤均有分疏，比较有共识的一种观点认为南部海疆开发是古代中国走向海洋世界的第一谐音，岭南地区的开发深度、广度直接影响了中国走向海洋世界的心态、方式与策略。王承文教授《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环南海开发》）一书聚焦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所论虽属于中古，而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往往因枝振叶、沿波讨源，于岭南开发之关节、于海疆开拓之要切、于地域变迁之肯綮条分缕析、洞隐烛微，在中观层面对中国环南海开发研究贡献良多，无疑是近年来中古中国海洋史研究与岭南区域史研究的一部难得的佳作，值得深入阅读与体悟。

一

《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7月，984页，上、下两册）一书是王承文教授以往研究岭南地域史的论文结集，其中的主要内容已在境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此次以专门书稿结集时，作者对所有内容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补充、整合，书稿的专题和实证研究特色更鲜明、内在逻辑联系进一步加强，更为充分地揭示出唐代岭南区域历史发展演变和海疆开发的历程。

本书开篇伊始即指出：历史上岭南的开发，从一开始就主要围绕南中国海而展开，其开拓海疆从一开始就与南海国际贸易路线直接相关。在路径选择上，古代岭南的开发，首先体现为政治开发。王朝国家一开始都首先通过军事征伐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完善，以确立有效的统治网络和政治秩序，并使之与统治中心地区在政治上基本保持一致，然后再以国家力量来强制性地推动经济开发。历史即人史，岭南海疆政治开发的根本仍需着意于人的要素的改变。何以如此？是因为“纵观秦汉至隋唐岭南区域的开发史，就可以发现中央王朝在岭南的郡县设置和治理，往往在岭南各地社会的演进中确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岭南的郡县设置和治理的核心首先自然即是官人。对于唐代的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而言，在人的要素的改变方面，影响最大的因素无疑是南选制度，这是因为南选制度的推行，使得唐代岭南地区权力资源配置中人的要素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环南海开发》的贡献之一即指出：唐朝最初在岭南所推行的“南选”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抑制岭南“溪洞豪族”势力的色彩，并在推动中古岭南“溪洞”社会根本性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这一制度也比较符合岭南、黔中、福建等地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溪洞”比较集中的实际情况，具有较强的因地制宜色彩。唐朝国家通过南选制度，不断地将岭南、黔中、福建等地人才吸收进地方州县统治机构，促使地方官员队伍保持活力，这对于扩大统治基础和协调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促使国家权力不断向这些边缘地区的渗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无疑切中要害，为拓深岭南海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环南海开发》对唐代南选的研究虽是专题研究，却是在一种宏大的研究视野中开展。长期以来，学界相关研究呈现出单面相、线性化的特征，对历史发展中的复杂性、多元化、不平衡、差异性关注不够。《环南海开发》有鉴于此，展开研究时关注南选推行的独特地理空间、历史环境，注意挖掘南选与唐代历史的内在逻辑联系，同时关注南选制度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当中的脉络原委。书中既有实证研究的精彩，又有理论建构的魅力，拓深了学界对唐代南选的认识和理解。

同时，《环南海开发》对唐代南选的研究也是在近一百多年来国内和国际学术发展的背景中展开的，既有对学术传统的承接，又有对学术传统的廓开与恢拓。本书开篇即提出“溪洞豪族”、“溪洞社会”说法，属于一种概念上的创新。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概念上的使用是审慎而严谨的，是基于对唐代岭南地域社会集团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提出的，充分考虑了概念在学理上的自洽性和史料上的周延性。本书没有使用日本京都学派研究中古史时捻出的“贵族”（内藤湖南，1914，1922）、豪族共同体（谷川道雄、川胜义雄，1970）、贵族社会（川胜义雄，1950，1970）、门阀社会（矢野主税，1976）的概念，虽然有日本学者在中古史研究中大量使用“豪族”概念展开其论述（宇都宫清吉，1947），但本书使用的“溪洞豪族”在内涵上与其不同。《环南海开发》一书中提出的“溪洞豪族”的“学问性”、“艺术性”、“工艺性”特征并不明显(内藤湖南，1928)，也不能将其坐实为“政府官员的母胎、文化的中坚，同时也是社会的安定势力（宫崎市定，1950）。”同时，“溪洞豪族”与地方民众关系中似乎也缺乏一种温情脉脉的色彩,也并非处于一个开放性地域社会之中（谷川道雄），在与国家力量的关系中带有一种半合作（藉用“公”权力获得政治合法性）、半独立性（“私”一面覆压在“公”的一面之上，与“公”的一面并存，宫川尚志，1956）的特征。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922）、宇都宫清吉（1947、1969）、宫崎市定（1950）、川胜义雄（1950）、谷川道雄（1976）中有关中古“贵族”的论述可以用来参考理解“溪洞豪族”。在经济形态上，支撑“溪洞豪族”长期存在的不仅有农耕生活，还有海外贸易，这一点极具特殊性，与中古中原地区区域集团判然有别。《环南海开发》在“溪洞社会”概念的使用上也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与日本学界使用贵族社会（川胜义雄，1950，1970）指称中古整体体制不同，此概念使用带有严格的区域性特征，特别强调了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要素，着意突出了此一区域社会的相对封闭性。“溪洞社会”与门阀社会（矢野主税，1965，1976）的寄生性特征也不相同，如果借用日本学界的术语来讲，毋宁说是带有相当的“自律性”特征（内藤湖南，1922）。更重要的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环境、民族成分的特殊性，“溪洞社会”在本书中更多凸显了概念内涵中社会制度复杂性的一面，本书特别指出“溪洞社会”更多带有“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原始部族制度”因素并存的复杂性。由上可见，作者在概念上的苦心提炼是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相关的，是基于作者对中古岭南区域社会的独到把握，而不是率尔为之的说法。

在分析工具的选择上，《环南海开发》虽然强调唐代岭南开发主要是政治开发，重视国家权力在地方社会演进中的作用，但其研究视角并非全如日本汉学界“历研派”所秉持的抽象的单极视角（滨口重国1953，西嶋定生，1961），也非“俯瞰”的视角，这是因为唐朝前期岭南溪洞豪族在地方社会上具有统合功能，这一点是无法忽略和否认的。《环南海开发》一书在对唐代岭南地方社会变迁有深入历史性理解和体察的基础上，从家族史视角、制度史角度关注岭南地方生活形态，解析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二元互动关系，这一点无疑是成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从家族史角度出发，无法把握唐代前期岭南地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不从南选这一制度性环节着手，则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唐代前、后期岭南地方社会的重大变迁。

具体而言，对于唐代南选制度的研究，张泽咸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可谓导夫先路。不过，有关南选实施的具体背景和直接原因是什么？南选实施的范围及其对岭南溪洞社会的重大影响又如何？凡此课题仍然需要深度研究，新材料的发现也为进一步探究提供了史料支撑，《环南海开发》一书在唐代南选方面有可喜的理论创新，首先是建立在对前人未曾关注的史料的充分使用以及对史料史源的深度钩索辨析的基础之上。如本书第155-156页用到张说撰《常州刺史平贞眷神道碑》，这条材料极少被人关注和讨论。又如本书第208页用到唐武宗会昌五年诏，这道诏令仅见于《安南志略》，凡如此类的域外史料，前人关注者也极少，《环南海开发》一书也非常重视搜集使用，作者据此对唐玄宗统治期间的南选和唐武宗时期南选对象进行了深入探析。本书不仅重视资料的全面搜集整理，在史料的使用上也能辨析入微，由此澄清了许多误解。譬如本书第130页引到权德舆《送主客仲员外郎充黔中选补使序》，对于该史料中的“十五郡五十余城”，有关学者将其解读为黔中道所管辖的十五个经制州以及五十多个羈縻州，作者引《续汉书·郡国志》、《元和郡县图志》、《文苑英华》、权德舆《黔州观察使新厅记》，再结合闽中和江淮的南选情况，指出黔中地区的南选并不包括五十余羈縻州，纠正了误说。不仅如此，本书在史料使用上非常重视对史料史源的追溯和考索，如第141页对唐朝“南选”制度各种相关记载进行史源学的考察，对这些记载的传承因袭加以梳理和辨析，将其划分为四个系统，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新唐书》记载上的错误，也对各种史料中“南选”年限的矛盾给出了解释，更为可信。又如第185页，作者提到中村裕一援引《唐会要》的材料，认为唐朝“南选”制度实际上还存在一种称为“选补司”的官方机构。作者经过耙梳，找到《册府元龟》的相近史料，再结合其他典籍记载，指出《唐会要》有关记载失误，中村裕一据此立说不成立，厘正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其实，作者在整本书的研究中都充分运用史源学的方法来展开，这既是本书研究的特点之一，也是本书结论笃实、观点严谨的根本保障。

由上所述可知，《环南海开发》在唐代南选上的研究首先是充分的实证研究，有力论证了唐代岭南历史发展中深刻而重大的变化，也即唐代岭南地方溪洞豪族势力的衰落，指出这一点意义重大，为理解唐代海洋贸易的发展置入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隋书·食货志》有云：“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日本学者已经揭橥溪洞豪族与海外贸易的关系（河原正博，1980），结合此则史料，可以看出六朝岭南溪洞豪族通过海外贸易的地方性垄断积累财富，并因此获致王朝政治官爵，担任世袭州县官员，遂造成六朝国家力量和岭南地方溪洞豪族势力二元结构，影响了此一时期岭南地域政治走向的基本脉络和特点。唐代的南选制度有力抑制了岭南地方溪洞豪族势力的发展，从海洋史的角度来看，其积极的意义正在于打破了地方豪族势力对海洋贸易的地方垄断，随着国家力量在岭南海疆地区的不断渗透和深入扩张，为确立国家在南海贸易中的主体性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启了一个海洋贸易时代的历史新纪元。

又据《朝野佥载》卷二提到武周时期岭南恩州刺史陈承亲云：“岭南大首领也，专使子弟兵劫江”。可知唐代强大的岭南地方溪洞豪族势力也是严重干扰海外贸易活动的不稳定因素之一。随着唐代南选制度的推行和唐王朝针对地方溪洞豪族势力的大规模用兵，地方溪洞豪族势力衰落，王朝通过郡县机构的完善和官吏选拔制度的改进，建立了岭南的政治统治网络和稳定的政治秩序，这无疑为南海贸易的发展准备好良好的政治环境，由此亦可一窥唐代南选制度的深远影响，这也正是《环南海开发》一书通过深度研究开掘出来的历史新知。

岭南溪洞社会重要变迁的另一表现形式之一是体现在岭南奴婢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的萎缩，这其实也是与唐代后期岭南溪洞豪族衰落是息息相关的。唐代岭南奴婢的大量存在，与岭南溪洞社会的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其中，岭南溪洞豪族“世相攻伐”、“俘掠不忌”，无疑是唐代岭南奴婢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领域充斥的重要原因。大量拥有“生口”（奴隶）往往也是溪洞豪族雄擅地方、武断乡曲的经济基础，并据此博取地方政治权力。随着唐代前期南选制度的推行及唐代中央王朝和岭南地方官府推行一系列限制奴婢的措施，伴随着唐代后期岭南溪洞豪族的衰落，唐代岭南奴婢阶层也呈现衰落态势，这对于经济领域“人”的要素的自由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实也为岭南地区更好融入南海贸易圈准备了经济条件和法治环境。

二

严耕望指出：“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岭南海疆的开发更是如此，故而探究唐代岭南交通网络的发展，对于理解地方政治治理和海外贸易发展至关重要。事实上，近一百多年的汉学研究对南海地区与内陆中国的联系以及南海与东南亚、西亚的海上交通联系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法国学者雷慕沙对《佛国记》（1836）的译注其实正是为研究东西交通史所开展的基础性工作，其后伯希和、马伯乐、鄂卢梭继武而作，通过冯承钧先生的绍介，其中几位学者如马伯乐等人的相关观点为国内研究者所了解并汲取，不过，匈牙利裔法籍学者白乐日的相关研究却往往易为学者所忽视，其成名的博士论文《中国唐代经济史稿》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实来说，虽然白乐日的官僚社会说广受质疑，但对海洋史研究而言，白乐日的许多观点还是应该值得特别注意和反思，如他对国家集权、专制官制与航海业、海上霸权关系的判断等等。欧洲汉学研究在历史语言学方面特具优势，由于其独特的历史传统、知识背景，其研究理路、研究方法确实不失为他山之石，足供研究亚洲史的研究者参考与借鉴。日本汉学的相关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早期的市村瓒次郎指出东洋史学研究中尚未有开拓之处，特别是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方面不免有粗糙与疏漏，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白鸟库吉的研究。不过，白鸟库吉的研究侧重点放在西域史和朝鲜史方面，真正在江上波夫所称“南海史学”方面有深入研究的首先要提到桑原騭藏、藤田丰八诸人。桑原騭藏、藤田丰八均有东京大学的学习经历，其受市村瓒次郎的影响从事进行南海交通方面的研究也是顺理成章的。桑原騭藏有《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冯攸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藤田丰八则在1932年出版《东西交涉史的研究——南海篇》，这是他从1911年来发表的23篇论文的结集，二人均能从世界性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桑原騭藏所著虽然重点考辩蒲寿庚事迹，然而书中对唐代市舶使、唐代交州之外国贸易均有专节论述，其对中国与阿拉伯诸国海上交通疏通证明用力甚勤，并对有关学者在中国与西南亚诸国海上交通研究中涉误者加以订正，足资借鉴。当然，他们的具体论点也有可待商榷之处，桑原騭藏与藤田丰八二人在当时已就一些具体问题有过争论，《环南海开发》一书也对藤田丰八的一些说法有精细的辨析与反驳，指出了其臆断之处，具体详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受时代的影响，日本汉学对“南海史学”的研究起起伏伏，尤其二战以后，日本研究者对唐代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一下子冷落下去，但也有成果发表。1958年，号称日本“中国历史地理泰斗”的青山定雄发表了《唐代地方志目录及资料考证》。1963年，他又出版了《唐宋时期的交通和地志地图研究》。在历史地理方向，其先导作用确实不容忽视。其后，筑山治三郎有《唐代的岭南政治和南海贸易》发表（《京都产业大学论集》创刊号，1971），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解释南海贸易发展的原因，不过事实上学界对此说法早有异议（徐玉虎，1970）。内田吟风晚年则把研究的重点从欧亚大陆移到海上，发表有《东亚的古代海上交通》（《佛教大学学报》，1976）、《古代亚洲海上交通考》（《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论集——民族、文化篇》，1977），实属有特色之作。世纪之交的日本汉学研究中，荒川正晴发表有《唐朝的交通系统》(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40)一文，作者是从中央与地方在政治上的统属关系这一宏观角度把握唐代交通制度，这一点特别引人关注。不过，荒川正晴是从伴随着这种从属关系的“供役”这个侧面来认识交通系统，研究视角是自下而上的，所以他认为唐代后半期以降 ,由于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徭役中的实际就役制度和原籍地主义,上述形式的官用交通系统也就随之而消亡了。本书的研究则主要从军事的侧面、从中央到地方的视角来考察交通系统，由此看到了唐后期岭南交通连续性发展对环南海开发积极促动的历史面相。相较日本汉学而言，美国汉学起步晚，但研究起点却较高，与环南海开发研究相关的主要有薛爱华的《珍珠海岸——古代海南岛》（1970）、《朱雀——唐代南方的印象》（1985），本书作者对薛爱华的研究非常重视，在薛爱华讨论岭南文化意象形成的有关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张九龄、姜公辅、刘瞻的研究讨论了他们在岭南文化意象嬗变中的意义，属于一种有深度的延伸研究。

中国学者有关南海交通研究的代表作有岑仲勉的《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之唐人航线》(《东方杂志》，1945)、严耕望《唐代人文地理》（1954）中有关海外交通及海运的部分、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下编论述隋唐五代海上交通与航程的部分。诸贤对唐代南海交通航线、航程特点的考析特别值得参考。本来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拟以专卷探讨江南、岭南区、河运与海运及交通制度等，惜乎考述未及完成而猝然离世，的为学界之憾。廖幼华绍述继作，有岭南西部史地论文结集出版，对容州道之盛衰有详细考证，也指出三国以后越洋航线逐渐成形，北部湾沿海航线地位由国际性没落为地域性，时间下限在唐代德宗朝。不过，即使如此，北部湾航线仍能维持不坠，关键原因还在于安南都护府的存在与发展,这一论点颇具启发性。廖幼华同时指出北部湾航线的航船触礁翻覆的高危险性，也提到高骈开凿天威泾，并采纳宋人周去非和清人顾祖禹之说，认为天威泾的大约位置在钦州乌雷山西边的沿海，而所谓“三险”，应是钦州沿海石墩之外的三沙洲，此说不确，《环南海开发》一书则于此尤三致意焉。作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指出：由于许多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把岭南分割成很多面积不大而又互不相属的平地或盆地，使得渊源于古代百越民族的部族社会状态，在这些封闭性很强的地区得以长期延续。自六朝以来，岭南溪洞地区部族遗制以及相对封闭隔离的地域环境，一直就是王朝国家控制以及推行儒家教化的重大障碍。“秦汉以来，中央王朝在岭南的统治主要还是在交通要道以及郡县治所附近的地区。”由此可以看出交通路线的建设对岭南开发的重要意义所在。事实上，秦汉隋唐时期，岭南重要的交通路线的开辟都与南征有关。原因在于军事征伐当中最为关键的军队运输、军事物资供给与交通路线畅通与否直接相关，尤其是物资供应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更是战争能否取胜的必要条件。由于军事征伐当中涉及的人员运输、物资运输数量巨大，对交通路线的要求更高，国家为取得战争胜利，往往也对交通线的建设与保障倾力投入，而一般战役持续的时间又是数年，这其实也使得重要交通路线的维护和完善有了相当的时间保证。战争结束后，因战争而开辟或维护得较为成熟的交通路线往往嘉惠于商业贸易，从而出现“货殖贸迁、华戎利涉”的局面，推动了南海国际贸易的发展。

《环南海开发》一书探讨南征与海道交通主要是以碑刻为中心展开分析的，如作者通过对越南新出碑铭如《舍利塔铭》的考析，指出：“隋朝在平定李佛子之乱后，其对交州以及南海的经略亦随之大规模展开，并为‘海上丝绸之路’在唐朝更大的繁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相较而言，本书在讨论南征与交通最为精彩的篇章应该是对晚唐高骈开凿安南“天威遥”运河事迹的释证与推论，由此深入揭示出唐朝安南海上通道在政治、军事和海外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以裴铏所撰《天威遥》碑为中心进行考察，指出：“晚唐时期，唐朝在今中越边境地区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天威遥’，其直接原因是对安南地区数额巨大的军需粮饷运输，然而，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唐朝安南海上通道在政治、军事和海外贸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该书“详细考察了历史上《天威遥碑》的文本流传、‘天威遥’的确切地点以及汉唐时期安南海上通道的重要意义，并从多方面揭示了唐代近三百年间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和南海地区的开拓。”

经由《环南海开发》一书相关篇章的深入考察，可以知道中古时期安南的地理位置相当特殊，堪称南海国际贸易的重要通道，经由交趾的沿海航道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之间的使节往来也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从安南与中原内地的陆路交通来看，至唐代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安南的交趾经由红水河从云南到成都，然后由成都辗转抵达长安，一条是由邕州经过今中越边境凭祥友谊关到达安南交趾的通道，但其运量和速度都相当有限，运输成本也必然很高。通往安南的沿海海道则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在于运输规模大，成本较低，而且还在于运输速度的快捷。因此，自秦汉至隋唐，中央王朝与安南地区之间频繁而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军队的调遣、赋税的征收和货物运输，都极大地依赖海上通道。至唐代，至安南的海上运输通道有三条，一条即汉武以来的交趾之道，通过湘桂走廊沟通南北，后来被称作马援古道，是从合浦附近的出海口出发，经过今钦州、防城一带，渡过北仑河进入今越南境内，这条沿海交通线仅从合浦到浪泊就有一千多里。与之相连的内河通道是通过连接湘江和漓江的灵渠，沿漓江在梧州附近经浔江（或称龚江）往西，到达藤州，溯北流江往南，到达容州，再经过桂门关（鬼门关）沿南流江到达合浦附近的入海口。这条内河通道就是秦汉至隋唐时期由中原内地前往安南的捷径，也是最重要的交通路线。第二条是从扬州至海门镇再到安南的海路运输，此条海道历史上也称之为“建安海道”。第三条是由赣江经过吉州、虔州，从大庾岭梅关古道南越五岭，沿北江至广州，之后或通过广州沿近海航道至安南，也可从广州溯西江至梧州，与从灵渠到海门镇的河运路线重合。可以看出，在这三条通往安南的海路当中，前两条海路的开辟都与军事征伐密切相关。第二条海路的开辟与唐朝从江淮等地沿海上航道向安南等地大规模运输军粮有关，开始于咸通三年（862）。该年夏天，由于南诏攻陷交趾，唐朝征集诸道重兵集结在岭南。由于自湘江入灵渠馈运军粮十分艰难，唐懿宗采纳陈磻石建议，从江淮等地征集军粮集中在扬州的盐铁院，由国家的运输船队经过东南沿海运到广州，再由广州沿近海航道运送至合浦附近的海门镇，或再转运到安南。不过，晚唐从扬州经由海道为安南大规模运输军粮，对江淮及东南沿海的水上商业运输造成了严重影响。第三条海路如果沿广州近海航道至安南，虽然也较为便捷，但走这条道必须绕过雷州半岛或海南岛，路途不但遥远，还需克服海上风涛之险，其安全性不及第一条海道（廖幼华，1997）。因此，综合而言，从灵渠经海门镇到安南的海路运输路线最为重要。不过，该条航道也存在高风险因素，主要是大量暗礁险滩的存在，尤其以江山半岛一带最具危险性，严重制约了该近海航道的运输能力。事实上，此一问题曾经困扰过东汉马援及高骈之前的三位安南都护，他们都曾经尝试在江山半岛开凿人工运河以避开海险而未果，这些开凿也均与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关，直到高骈方在咸通九年（868）克成其功。史称高骈成功开凿位于江山半岛的天威遥运河后“交、广之民，至今赖之以济焉。”也即通过高骈的开凿，此条海运线路运力提高，加强了唐朝在岭南的陆、海防御体系，提高了王朝控驭安南的政治能力，客观上也推动了南海国际贸易的历史发展。高骈之所以能成功，应与军中随军道士掌握火药爆破技术有关，这也是书中的一个重要创新观点，综合各种材料来看，此一说法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富有启发性。这应该与作者同时在岭南地方史和道教史两个领域勤力耕耘而相得益彰有关。作者列举了晚唐杜光庭《道教灵验记》中的有关记载，指出了咸通七年（866）年邹听希等随军道士随李躭等赴岭南邕州，其攻破蛮垒也极可能是道士通过使用火药爆破完成的。书中也举出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在福州开凿甘棠海港也是极可能进行了大规模火药爆破。其实，在裴铏的《传奇·元柳二公》中，也可以看到使用炸药的情形，即元、柳二公受水仙所托置琥珀合子于回雁峰使者庙而使庙宇立碎，其中裴铏充满灵异性的宗教烘托叙述其实正是炸药爆炸的实录。这条材料跟裴铏所撰《天威遥碑》中的有关记载可以比类合观，足可为作者推测的合理性提供有利佐证。杜光庭在《墉城集仙录》中根据道教的义理结构对此故事进行了改变，易名为《南溟夫人》，收于该书卷八，相关情节依然保留。不过，在曾慥《类说》卷32《元徹》、宋代《绀珠集》节录“回雁使者”、“百花桥”二节、《三洞群仙录》卷12“天台刘阮合浦元柳”中，限于体例，略去了琥珀合子的有关情节，但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3“柳实”又出现了琥珀合子震碎回雁峰使者庙的情节，这些都可以反映出在道教与火药之关系上面，因道门中人对此总是讳莫如深、闪烁其词，故其与交通发展之关系实不易明白揭示。本书的研究其实也为道教文献的利用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引导有志于此者学会如何从道教文献恍惚玄妙、若有若无、虚幻缥缈的宗教记载当中洞见其背后的历史真实。

三

唐代岭南海疆的开发，在岭南两千年的开发史上占有极为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是促使南方开发和中国南北经济中心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多限定在淮南、江南地区，而唐代岭南地区由于历史资料匮乏且极为分散，学术界的讨论还非常缺乏。《环南海开发》一书指出：唐朝也是岭南经济社会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北方家族大量向岭南移民。该书在对历史资料作尽可能广泛搜集的基础上，分多个专题从各个方面探讨北方家族向岭南移民的具体背景、主要方式及其对岭南社会的重要影响。本书第四章第一节通过对唐代名相张九龄事迹以及粤北始兴张氏家族的考察，探讨了唐代北方家族移居岭南后的发展及其对岭南社会文化以及地域“文化意象”的演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二节通过对姜公辅和刘瞻的家族来源、出仕方式和历史影响的的讨论，试图进一步揭示唐代岭南地域文化发展与北方家族的关系。第三节通过对唐代流放和左降官制度加以讨论，指出这两种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移民色彩，也因此成为北方家族向岭南移民的一种特殊途径，并进而对岭南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本书第五章第四节继续讨论北方家族移民与岭南开发和社会变迁的关系。作者根据对现有资料的统计，指出：在从唐朝建立到“安史之乱”爆发长达138年中，整个岭南道科举进士仅为4人。而从“安史之乱”到唐末共151年间，岭南籍进士却增加到35人。唐后期岭南籍科举进士数量的大幅增加，一方面说明唐朝在岭南统治的深化，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唐后期北方家族移民对岭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本书第五章第五节以新出《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碑》为线索考察南汉王室血统及其与北方家族关系。近一百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南汉王室的来源形成了三个主要观点：一是来自北方家族说；二是来自阿拉伯人后裔说；三是来自岭南本地“蛮酋”说。作者通过对历史资料的重新梳理和考证，认为大量史籍中有关南汉刘氏源于北方家族的记载仍然是可信的。所谓阿拉伯人后裔说和岭南本地“蛮酋”说，都具有比较明显的断章取义和穿凿附会的色彩。唐末五代北方家族大量南迁是南汉王朝建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本质上，南汉王朝也是一个以北方官僚家族为核心的政权。南汉也因此成为岭南开发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本书第五章第六节侧重于从中古岭南“溪洞”含义的变迁、经济开发和稻作农业的推广，兼及唐以来岭南语音和社会风俗的重要变化等，继续讨论了唐代北方家族对岭南的重要影响。

《环南海开发》一书中有浓郁的“时代史”色彩，这从作者探索相关问题时尤能深入开掘所关涉的具体背景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该书研究的“北方视角”也是引人瞩目的，这一视角不是传统意义上从中央看地方、由中原看四夷的“俯瞰”视角，是作者进行充分史料批判和理论反思的结果，符合历史实际，贴合研究主题，更能深入揭示历史真实。其实，作者在研究中也能从本土视角展开研究，其相关研究观点足资借鉴。如本书第四章比较系统考察了晋唐岭南金银生产和流通的背景、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与岭南地域经济社会的关系，也探讨了这一现象对唐宋国家货币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中国古代经济史和货币史研究中有两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一是唐朝的金银是否曾作为货币流通，二是宋代白银货币流通的形成是否是中亚丝路贸易外来影响的结果。作者以敦煌所藏唐天宝地志残卷所记载的唐朝州县公廨本钱的设置为切入点，通过史料的耙梳钩考，证明了岭南道是唯一的主要以金银为货币的地区，唐代岭南这种特殊的货币制度既源于东晋南朝既已形成的传统，又是以岭南本地金银的普遍而大量的生产作为基础的。其直接影响是促进了唐宋国家白银货币化的进程。晋唐时期岭南金银的生产和流通，从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方面，反映了中古岭南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与王朝国家之间的联系。这是作者采用本土视角展开研究的成功之作，显示出作者同样具有能从海疆看中原、从南方看北方并揭示其深刻历史意义的高超史识。对于近百年来唐史研究中乐于使用的“域外”视角，作者并不亦步亦趋，而是冷静思考，基于史料，实事求是，择善而从，这是特别值得称道的。譬如藤田丰八提出南汉王室为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后裔，其实正是强调“海上丝绸之路”对岭南地区的重大影响，作者对南汉王室来源于北方家族的论定正是可以提醒研究者使用这一视角要注意与史实的适切性。同样，学术界研究秦汉至隋唐岭南区域史，从“文化”视角观察，把此一时期的岭南区域史看成是汉文化不断传播这样一个线性的历史过程，《环南海开发》一书从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史实中洞见岭南地域社会中一种复杂而曲折的历史面相。本书第六章主要以唐人房千里所撰《投荒杂录》的记载为基础，详细探讨岭南南部沿海雷神崇拜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信仰内涵的演变过程，从一个具体方面说明了中央王朝“神道设教”的方式及其与岭南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民间信仰的特定视角，揭示了作为“化外”与“蛮裔”的岭南究竟是如何被最终整合成为大一统国家的组成部分。这其实正是从岭南自主文化视角出发开拓出来的创新观点，显示出作者在研究视角抉择上的审慎态度和理性精神。

从海洋史的角度观察，本书第四章、第五章所揭示出来北方家族推动岭南文化发展提升这一历史认知的意义是特别值得留意的。唐代岭南地域文化的提高其实为唐代岭南海疆开发准备了文化基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桑原骘藏就指出过：唐末五代之乱时，不少中原士人到岭南避难，当地文运因之一代一代的得以开通。1958年，宫川尚志也关注到中国南方儒教化的重大课题（《汉民族的南进和儒教的南方住民教化》，《冈山史学》）。其后，被称为“日本考古学界的‘指导者’”之一的冈崎敬出版《中国的考古学——隋唐篇》（同朋舍，1987），与《环南海开发》一书直接相关的是其中《唐张九龄的坟墓及其墓志铭》一文。1991年辻正博有《唐代贬官考》（《东方学报》），其对强制性移民的研究也构成了本书的研究基础。1993年，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出版，此书虽为综合研究移民的著作，但其特别点出文人学士南迁对于南方人才辈出和社会风尚变迁有促进作用的说法富有启示意义。周振鹤更是指出移民的文化作用能起到席卷式的改变风俗的作用（周振鹤，1997），这些观点都富于启发性。不过，南方儒教化的作用机制怎样？移民席卷式的文化扩散机制若何？这些问题都值得继续深入研究。作者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更从一种总体历史观出发来揭示唐代北方家族推进岭南地域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作者指出唐代家族社会结构决定了北方人口移民岭南的家族特征，也形成了对岭南区域社会文化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突出表现在对沿海低地的开发以及对岭南稻作农业大范围扩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后者，因为稻作农业既形成了南方远比北方紧密的家族结构，也提供了南方地区家族发展更雄厚的经济基础，因而成为文化发展和人才大量涌现的前提。作者又指出，唐代北方移民家族通过与本地溪洞豪族上层联姻，拉动了溪洞豪族儒家化的进程，这一点特具启发性。本书举出了高凉冯氏与粤北始兴著名豪强麦氏联姻、钦州宁氏家族与海南岛当地有权势的地方豪族联姻、张九龄家族与当地大姓谭氏家族联姻、六祖惠能之父与当地土著李氏联姻、姜公辅家族与当地土著豪酋黄氏家族联姻，特别是姜公辅家族与当地土著豪酋黄氏家族联姻，最能证明唐宋时期典型溪洞豪酋向逐步崇尚儒学的地方士人家族的转变。岭南本土士人的阶层成长对于推动岭南文化的提升意义不可低估，值得深入探讨。那么，岭南本土士人的阶层成长的动力机制又如何？经过作者的拓深，相关认识得以加强，作者实证研究的精彩其实也正体现于这一部分，其考证之精详、辨析之深入令人印象深刻，不惟厘清了岭南地方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内在逻辑、具体方式、历史影响，同时也推进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中古末期与近世华南族谱资料链的黏合与对接，对理解华南地域社会变迁与海疆开发大有裨益。

此书无疑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微瑕，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在使用第一手文献时，对相关典籍最新的古籍整理成果利用不够充分。如作者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使用比较多，很多典籍均从其中引出，如第29页注⑤引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卷二九《送李柳州序》、第117页注③引《张燕公集》卷二二《颍川郡太夫人陈氏碑》、第271页注②引朱熹《晦庵集》、注③引杨万里《诚斋集》、第338页注③引张栻《南轩集》、第427页注①引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第579页注②引周敦颐《周元公集》、第670页注⑤引文天祥《文山集》、第712页注②引《东坡全集》、第864页注⑥引苏洵《嘉祐集》、第900页注①引段公路《北户录》即是如此，没有使用同名的古籍整理成果。学术界对于使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是比较谨慎的，一般认为，在如下情况下使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是可行的。或相关典籍没有整理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录者是唯一善本，或有些典籍版本虽有若干，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却反而是错谬较少的善本；或者虽有整理本而整理者失收而又见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可资考证者，或虽有整理本而整理水平不高，不堪征引，引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反而更为准确；或在论述中有关版本考证时需要备列诸版本以供辨析异同。如果不是因为如上情况的原因，学界已有相关典籍的整理本，使用整理本则更为合适；第二，关于译名规范和统一的问题。本书在论证时引用了许多法国学者、日本学者、美国学者、英国学者、越南学者的成果，在作者译名的处理上有不规范和不统一的地方，如作者引用马伯乐的著作，第11页注②写作“Henry  Maspero”、第41页注③、第102页注③写作“HenryMaspero”,第429注⑤引作“马司帛洛”。又如第291页、第410页注②引宫川尚志英文名写作“MIYAKAWA  Hisayuki”,第869页注⑤又引作“Hisyuki Miyakawa”。又如第277页注③引日本学者山形真理子论文时只提其英文名字“YAMAGATA Mariko”，又如第236页④引美国学者韦栋成果时将其名字写作“DonJ·Wyatt”，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读者的困扰。对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译名统一会有利于其从国际学术发展的大背景来理解本书的价值所在，如能在引用国外学者成果时能尽量查找到其中文名字或是为中文世界研究者较为熟悉的译名并同时标注其本国语言中的用名，这对于读者而言就不会在作者问题上出现混淆，如本书第291页注①引鄂卢梭并标注其法文名的处理是很恰当的，如全书均能如此当更佳；第三，关于本书索引的问题。此书将近千页，引用文献浩博，但没有编制人名索引、引用论著索引，使用极不方便，建议作者再版时加以补充，这将极大方便读者阅读并高效率利用此书。

结  语

回溯近一百多年来国际汉学对环南海开发史的研究，可以看出：在这一研究领域，商人、旅行者、传教士、外交官、专业学者都在风云激荡、波谲云诡的大历史变局中先后涉足，留下了带有时代烙印的雪泥鸿爪。泛览其中，有伟大的灵魂、睿智的思想者览古凝眸，也有傲狠而阴郁的心灵睥睨其间，深刻的洞见、高明的卓识与惊人的偏见、恶意的矫诬诡异而又自然地纠结在一起，种族主义、军国主义与理性主义、民众主义也或隐或显、交相作用，尘世欲望与现实利益、宗教情怀与哲学玄思更是千头万绪、糅杂错综。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田野资料的再发现、新出土、再搜集也在不断推进学术发展，而当代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和信息技术的深度渗透更是助力研究创新。职是之故，倾力环南海开发史的研究，在近一百多年来的国际汉学研究中为自己的研究主题精确定位，全面而周到地搜集、整理、排比研究资料，考镜其史源、辨析其正误而形成论据，冷峻批判前修的分析框架，驱散时欲浸淫学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阴霾，审慎选择契合研究主题的分析工具和研究策略，凡此数端，均对拓深相关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环南海开发》一书在史料的搜集上不遗余力，不仅对研究直接相关的材料涸泽而渔，且能在反复的史料阅读中对间接材料迹察遍探，真可谓摭拾闳富，在史实的辨析上也能注意充分挖掘其内在性，在此基础上对历史事实的重构精当合理而又细节饱满。本书的研究实证特色明显，但绝不是仅仅停留于个别主题的实态性研究，作者对学术传统上的思想陷阱分外警惕，如中外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南朝陈时交州地区已经完全脱离了陈朝的统治。又如对陈隋之际李佛子这一历史人物，相关域外史料和研究都认为其称帝凡32年。这些史学认识其实在有意、无意之间落入了民族主义的窠臼，不加清理对国际汉学的发展是不利的。作者通过对《大隋九真郡宝安道场之碑文》与越南新出《舍利塔铭》的考释指出了这些说法的谬误，显示出作者在实证研究中的理论警觉。不啻如此，在分析框架的选择上，作者对国际汉学流行的研究模式有过仔细的反思和拣择，在对史料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更倾向于从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资源中萃取精华，选择分析工具，如本书对环南海开发内在逻辑的理解便是如此，作者对唐代岭南地区金银流通与海外贸易的关系认识其实也反映出作者在这方面的深刻体察。通过《环南海开发》一书的阐释，读者自然而然能感受到唐代环南海开发过程中中国本土自主力量的生机萌动，那筚路蓝缕的苦恨让人低回，而波澜壮阔的历程则使人激奋，这其实也是作者历史观的生动体现，从这种意义上讲，此书既是一部严谨深刻的史学作品，也是一本有温度、有使命感的历史著作。

《世说新语·言语》有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对《环南海开发》一书的阅读，恰如在山阴道上的一段历史旅行，临卷揽胜，每多触悟，这可能正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自然散发出来的光辉吧。其然，岂其然乎？惟读是书者有以鉴之。

作者系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政教系教授，原文刊于《海洋史研究》第1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