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 蔡鸿生:《清代广州小贩走街串巷“卖皮草”》
清代广州小贩走街串巷“卖皮草”
撰文/供图:蔡鸿生
蔡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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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船将海獭皮运到广州高价出售
广州毛皮市场兴起于18世纪80年代,它是西方海运国家对华贸易逆差的直接产物。
马克思说过:“在1830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据嘉庆十九年(1814)广州行商伍敦元向两广总督蒋攸铦汇报:
夷商来粤,向系以货易货,其贩来呢羽、哔叽、棉花、皮张、钟表等物,换内地之绸织、布匹、湖丝、茶叶、瓷器,彼此准定互易。各应找不敷,尾数皆用洋钱,每圆以七钱二分结算,两无加补。往往出口货价多于进口货价,只有找回洋钱,实无偷运纹银出洋情事。
所谓“以货易货”,并不意味着贸易平衡。事实上,在“出口货价多于进口货价”的情况下,墨西哥鹰洋“花边”“番面”等洋钱大量流入广州,不仅形成“边钱堆满十三行”的局面,而且从粤北到粤东,洋钱流通各州府,“南韶连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琼多用花边”。可知,当年粤北、粤东和粤西,都有洋钱流通,金融混乱。
仅以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为例,当年输入的白银,即达272万两。为了减少白银支付,来粤”夷商“处心积虑寻求硬币代用品,力争贸易平衡。经过一番搜索,这种代用品终于在美洲西北岸找到了,这就是从海獭(即“海龙”)和海豹(即“海虎”)身上剥取的贵重毛皮。
卖皮氅的广州商人
1776年,英国船长詹姆士·库克(1728-1779)率领“坚定”号和“发现”号远航美洲西北岸,在诺特卡湾向土著廉价收购一批海獭皮,1779年驶抵黄埔港,每张以120美元的高价出售,为“夷商”提示了这项贸易的广阔前景。
1787年,英船“乔治国王”号(320吨)和“查律女王”号(200吨),分别由船长波洛克和迪克逊率领,携带毛皮2500张来广州发售,得款5万美元。同年,英国船长伯克利又率领载重400吨的“帝国之鹰”号,到澳门发售北美毛皮700张,得款3万美元。从货源和销路看,可以说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这一年,广州的毛皮市场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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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人垄断了广州毛皮市场
美国是后来居上的。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成功,开启了中美直接通商的时代。1787年,波士顿商人派遣以肯德瑞克为船长的“哥伦比亚”号(212吨)和以格雷为船长的“华盛顿夫人”号(90吨),同赴美国西北海岸换取毛皮。到1788年,全部皮货由“哥伦比亚”号运来广州倾销。次年,又满载中国货经好望角返美,成为环球航行的第一艘美国船。1792年,波士顿商船“马加列特”号经夏威夷到广州所带大约1200张海獭皮,也全部顺利成交。
美商大力发展广州毛皮贸易,是因为一次航程包含着“三次赚钱的机会”:从美国运出小刀、毡子等廉价物品,到西北海岸换取印第安人的贵重毛皮,然后驶向广州出售皮货,购入茶叶,返航后,茶叶又以高价在美国或欧洲市场上出售。利上加利,这就是所谓“毛皮热”的秘密。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正经历着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美国则处于相对和平的年代,有利的国际形势也使美国西北海岸的航运业突飞猛进。因此,英美两国到西北海岸换取毛皮的船只消长情况十分明显:1785-1794年,英船35艘,美船15艘;1795-1804年,英船9艘,美船50艘;1805-1814年,英船3艘,美船40艘。此外,美国于18世纪末在加利福尼亚沿岸及南美洲西班牙领地发现新的毛皮资源,大举组织猎取海豹的航行。
1793-1807年间,单从马萨洛夫岛就有350万张海豹皮运到广州卖掉了。
上述两方面的原因,终于促成美国商人在广州毛皮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据丹涅特统计,19世纪初至30年代,美国输入广州的全部皮货,总值为1500万至2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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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为了从广州毛皮市场分一杯羹,
不惜铤而走险
清代广州毛皮市场的兴旺,从当时的广州外销画中亦有充分体现,外销画里广涉三百六十行的“市井画”类别中,走街串巷“卖皮草”是屡见不鲜的主题之一。“卖皮草”之所以能列入清代三百六十行,乃是时代所赐。其深远的历史背景有二:一、清代的皇族和豪门,穿着毛皮服饰蔚然成风,逐渐变成社会上层身份的标志。即使在四季如春的广州,也不例外。二、广州口岸是海运毛皮的集散地,十三行商人经营毛皮者大有人在,广州成了与恰克图齐名的皮都。因此,在街头叫卖毛皮,以备补换衣领或袖口之用,并不罕见。
在广州街头卖皮草的小贩
广州的竹枝词,也曾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皮褥山绸物价谐,兔肩鹿尾市门排。”据此可以推知,“卖皮草”的商贩,是土货、洋货混合零售的。至于市门的皮草店与市井的皮草贩是否存在雇佣关系,那就不得而知了。
广州毛皮市场的兴起,对恰克图(清代此地属中国,当时称为“买卖城”)的毛皮贸易产生极大的冲击,这不能不引起沙俄对广州毛皮市场的觊覦。众所周知,俄国于16世纪征服盛产毛皮的西伯利亚,随后又向堪察加、白令海和阿留申群岛扩张,终于把“毛皮王国”阿拉斯加纳人自己势力范围,成为近代最大的毛皮输出国和对华毛皮贸易的先驱。
一直以来,按照清政府“夷务”政策的传统,沙俄属于“北地陆路通商之国”其法定的互市地点在恰克图,不许前往沿海任何口岸贸易。恰克图互市开张后,入华毛皮激增,约占俄国出口商品总值的百分之七八十。以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为例,180万卢布的俄货中,毛皮一项就占117万卢布。可见,皮货的销路,早已成为俄国对华贸易的生命线。
康熙末年,俄国毛皮通过恰克图源源不断销售到北京,充斥市场,理藩院遂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发出咨文,通知俄方暂停商队贸易:“各种皮货甚为丰足。况广东、福建等沿海地方,每年又有西洋等国商船前来贸易,诸凡物品甚足,无人购买尔之商货。”
因此,沙俄密切注视北美毛皮资源的开拓和流向,积极策划挤入广州市场,夺取美国人手中的毛皮生意。1794年,专管美洲皮货的俄国富商舍利霍夫,请求政府准他派船“把在美洲获得的产品及部分我国产品运往广州、澳门”。
1799年,沙皇保罗一世批准俄国美洲公司成立。这家殖民公司在清代文献中被确切表述为:“该国极东亚美理驾(阿美利加)西北地方,设有公司,专管皮货。”它成立后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发挥“专管皮货”的优势,排除广州毛皮市场对恰克图的冲击,维护俄国对华毛皮贸易的传统利益。然而,问题非常棘手。请看俄美公司总管巴兰诺夫1800年(嘉庆五年)的报告:“大量皮货经多次转手输入广州,由这里运销全中国,使我们在恰克图的便宜买卖大受打击,最后很可能关税枯竭。美国人说,恰克图闭市使他们受益,皮价可以抬高两成。由此应得的结论,就是他说的,广州贸易对恰克图贸易影响重大。”
乾隆年间频繁出现的“恰克图闭市”,实际上是清政府对俄国当局破坏边境安宁的经济制裁。自1744-1792年,共“闭市”十次,其中最后和最长的一次达七年之久(1785-1792)。正当俄国皮货在北方销路梗塞的时候,波士顿商人却在广州大显身手。俄美公司于嫉羡之余,力求疏通北皮南运的渠道,不惜违反中俄陆路通商的“旧章”,铤而走险。1805年(嘉庆十年)冬,俄美公司的“希望”号和“涅瓦”号,奉命“开拓广州商务并展望对日本及其他亚洲地区的贸易”,携带各色皮件来广州试销,从而构成震惊朝野的“俄罗斯夷船来广贸易”案。
本文已获授权转载自2019年02月16日《羊城晚报》(金羊网)
编辑:郭思成
审核:安东强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