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

著者：桑兵著

书号：ISBN 978-7-5598-1072-4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旖旎 罗丹妮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作者简介

       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等。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桑兵教授多年来发表于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结集，共计八篇。晚清的政权鼎革是近代史上一场大戏，本书以“旭日残阳”譬喻共和登台与帝制终结，聚焦武昌起事至清帝退位、民国肇建的半年左右时间里，风起云涌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的博弈角逐，也就是严格意义上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此间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政坛过招，可谓棋逢对手。

       本书梳理比勘各类史料，力图在原有时空位置中还原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辛亥时局动荡之际，杨度、汪精卫等人牵头组织国事共济会，主张以国民大会公决的形式解决重大国事纷争，对以后中国政制架构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武力对峙为背景的南北和谈，谈判的主要内容不是共和与君宪孰取孰舍，而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共和；其间列强尤其是英国和日本的态度至关重要。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最终导致南北和谈破裂，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通过清帝退位，辛亥革命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在实现帝制到共和的跨越的同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共存，同时也留下重大隐患。前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摇身变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在接收清朝旧署与创建民国新阁之际，精心导演了一场南北新旧之争的开国大戏，最终坐收渔人之利，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

精彩选摘

绪论：回到晚清再革命

（节选）

       本书并非全面检讨后来所称辛亥革命时期的史事，而是聚焦武昌起事至清帝退位、民国肇建大约半年左右时间里，风起云涌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的博弈角逐，也就是严格意义上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由此演出的一幕幕大戏，较荧屏银幕上的演义何止精彩百倍。现实比魔幻更加千奇百怪，丰富多彩，而历史本来的变幻莫测，让任何添油加醋都黯然失色。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政坛过招，可谓棋逢对手，双方的出招拆解，明显较他人技高一筹。那些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指摘议论，自以为聪明过人，道德据高，其实是缺乏了解同情看不出门道的外行话。连过往的历史本相也会一叶障目，回到现场，恐怕难以成为真正的对手，自然也就不可能领略双方的袖里乾坤。

       自然界的旭日残阳，绝无交集的可能。而帝制终结与共和登台，却是相互交错。只不过夕阳余晖，尚有人恋恋不舍；旭日东升，还须穿云破雾。这与清帝退位和接收清朝何其相似。在革命进程中革命党一方是堂堂正正之师，其他各方留在历史画卷上的则多是侧面和背影，包括清帝黯然退位下台，最后一代王朝寿终正寝。清帝退位后，自己的作为与世事的变化交相作用，使得清朝的帝后王公亲贵乃至满人，渐渐成了失语者，即使偶尔发声，也多是负面。这与退位之初各方的观感很有些不同。而导致二千年的帝制一朝覆亡进入共和时代，武力革命固然是主动，谈判桌上的折冲樽俎，台面下的密谋斗法和交易妥协，同样至关重要。关于清朝如何结束，民国如何建立，既有认识还存在不少盲点误区。由共和取代帝制，对于在皇权的灵光笼罩下生存了数千年的中国人，实在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望着那些逐渐逝去的背影，总有一种正面相对、仔细审视的冲动。也许这就是史家的天性。

       关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学界从来意见各异，比较具有共识的，就是推翻皇权，终结帝制。尽管对于中国是否需要皇帝，民初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尽管当今世界上依然保持皇权王权的国家不在少数，而且社会发展程度并不因此受限；尽管有些王权在社会矛盾不可调和之际，的确起到了化解的作用，避免了流血冲突的惨剧；尽管王国的臣民们对帝王毕恭毕敬之余，王室成员的大事小情俨然已经成为重要商机，不仅可以怡情，而且能够发财；我还是庆幸辛亥中国不但将清帝赶下台，而且一劳永逸地结束帝制，让中国人从此不必继续再向帝王顶礼膜拜。

国事共济会与国民会议

       关于杨度、汪精卫等人于辛亥民军、清军的战事陷入胶着时成立的国事共济会，学术界一直认为不得人心，因而短命，其组织、人员也语焉不详。仔细梳理比勘新旧各类相关资料，不仅能够求证国事共济会成员的身份作为以及该会之于辛亥政局鼎革的复杂关系，还能深入探究国民会议（大会）发生演化的脉络及其对近代中国政制建构的长远作用。国事共济会虽然为时短暂，所提出的国体政体主题，却牵动南北各方的敏感神经。而其主张的以国民会议（大会）公决形式解决重大国事纷争，不仅成为南北和谈纠结不已的一大关键，而且对民初以来中国政制架构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列强与南北和议的政争

       南北议和第二、三次会议之间，袁世凯对于唐绍仪提出的通过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议案，迟迟未作答复。他虽然大权在握，但在亲贵、革军、尤其是列强的压力之下，必须竭力保持平衡，避免局面失控。列强本来赞成君主立宪的居多，随着局势的变化，英国逐渐倾向于接受由中国国民公决的共和制作为解决时局纷争的选项。与英国保持同盟关系的日本出于自身利害考量，坚决反对中国改行共和制，受制于英国和其他列强，不能单独采取干涉行动，被迫袖手旁观。袁世凯主要关注权力的归属而非国体政体的形式，他既要利用内外矛盾达成目的，同时也要因应时势的变化，调整实现政治诉求的具体方略。因而必须造成“非袁莫属”的时势，才能水到渠成地登上权力的巅峰，从容施政。在外力干扰解除后，袁世凯转而逼迫清廷及亲贵就范。

南北和谈与国民会议

       南北和议，谈判的主要内容不是共和与君宪的优劣短长，而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共和。开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及包括代表产生、会议地点在内的如何召集等问题。和谈期间，本来主动提出此议的是袁世凯内阁代表一方，民国代表只是被动接受。可是双方共识的基础在谈判会场之外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围绕能否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公决国体政体及其实施办法，中外南北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使得谈判双方不断调整各自的态度立场，导致已经达成的各项协议全然失效，最终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成案胎死腹中，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作为南北纷争的解决之道。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

       由于民军根本否定帝制，主张共和，与通行的认识有别，袁世凯暗示清帝退位的《请速定大计折》并非如张国淦所说，提出于1912年1月16日，而是1911年12月27日前。在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因唐绍仪辞去议和总代表陷入停顿后，袁世凯很快就重启清帝退位动议，并且取得明显进展。其间在国民会议问题上与伍廷芳的反复纠缠，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彼此心照不宣地演双簧施展障眼法。由于清帝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意外披露，在清朝内部引发激烈反弹。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的难言之隐，从而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

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

       南北战事相持不下，为了避免因战祸延长给国家社会带来重大危机，促使清帝退位成为首要选项。这一场台前幕后牵涉中外南北各方的政治博弈，孙中山和袁世凯可谓棋逢对手，彼此出招拆招，明显较相关者技高一筹。在清廷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间，袁世凯上下其手，一面化解君主党的反对压力，一面排除民党的限制约束。他力图借权力来自清帝逊让之名主导南北政府合并，使得延续清朝的法统与承接清朝的政府相辅相成。对于袁世凯的种种心计，孙中山虽然预判准确，针锋相对，却无力回天。通过清帝退位，辛亥革命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在实现帝制到共和的跨越的同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共存，同时也留下重大隐患，令当事人后来痛心疾首当初做出的妥协。

接收清朝旧署

       和议告成，依法国务院成为统一民国政府的权力中枢，也是各方角力的关键。南京临时政府自认为中国唯一具有正当性的共和政权，而清朝末届内阁总理全权大臣袁世凯变身统一临时政府大总统，千方百计将前清的阁府部院当作民国的北方政府，以图偷梁换柱延续清朝的法统，抵拒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革命法统。民国从前清接下的不但是机构的烂摊子和财政的空架子，还有麻烦不断的大批旧员和层出不穷的人事纠纷。

创建民国新阁

       既往研究中，民国肇建的具体过程主要关注军事冲突和政治角逐，至于国家行政权力机构如何建制，则语焉不详，甚至略而不论，而这对于理解民国的创建及其趋向至关重要。接收清朝旧署与建置民国新部的南北新旧之争相互纠葛，使得各种风潮层出不穷，新政府的成立及其运作举步维艰，作为责任内阁的国务院无形中大幅度被弱化和虚化。精心导演了这一幕开国大戏的袁世凯，看似渔翁得利的最大获益者，各方角力的结果，总统府坐大坐实，最终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

民元孙中山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

       民元8、9 月间，孙中山北上在京活动21 天，百忙之中，专门抽出4 天与逊清皇室往还，不仅出席了清皇室的宴请，还分别拜访了前摄政王载沣、贝子溥伦、内务府总管大臣世续，并由后者及其所派人员陪同，游览了颐和园、南海、天坛等宫苑名胜。隆裕太后积极回应民国政府的呼吁，对孙中山来京表示欢迎，虽然带领宣统会见孙中山的初衷碍于皇族内部的反对未能实现，仍为招待孙中山提供仪驾之便。长期敌对的双方握手言欢，孙中山（包括黄兴）方面既是对清帝退位实现共和统一表达肯定和敬意，也是做出由反清排满转向五族共和的政治姿态，以回应各方的质疑，使得满蒙回藏能够与汉人同心协力，以期实现合各地为一国、各族为一人的誓言。而在清室方面，虽然国体变更、失去统治地位未必心甘情愿，但是包括隆裕太后、摄政王以及参与招待孙中山的几位皇族内臣，的确有意信守协议和承诺，在民国政权下继续安享尊荣。为此，隆裕太后还从全族和宗庙陵寝的安危以及中国的安定着眼，扼制各地亲贵旧臣的图谋不轨。在京满人的满族同进会，则积极在民国政治架构里争取自己的权益。清皇室皇族乃至满人在作为征服者统治者和中国人之间必须二取其一时，多数人宁可放弃前者而不愿失去后者，其表现在民初得到一般国民的普遍认可。这样的大势所趋，重要的动因在于晚清因应外强的压迫，清廷不得不撤藩建省，放弃内亚的藩部制而一律采取中华体制，同时逐渐弱化旗人的特性，使得旗民分治的界限日趋模糊。虽然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凸显了满汉矛盾，仍不宜用民族识别以后的观念来加以解读。尽管后来宣统卷入张勋复辟和伪满洲国，祸及全族，逊清皇室和旗人对五族共和身份的认同，毕竟成为民族同化和疆域统一的重要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