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动态 | 再论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
再论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
王承文
《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
摘 要：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一直是近百年来国内外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而相关说法的主要依据及形成原因仍需重新讨论。史籍中有关南汉王室源于北方家族的记载是可信的。而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分别提出的“大食人后裔说”、岭南俚獠“蛮酋说”，主要建立在对现存史料的不同解读上。其解读本身既有比较牵强的色彩，同时也与他们对唐代岭南历史的基本认知有关。同时，南汉王室的北方渊源及其与大量南迁北方家族的关系，使南汉在五代十国政权中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也使南汉在岭南两千年开发史上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关键词：南汉王室 岭南 族属 北方家族
王承文教授
近百年来，国内外学界围绕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一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后裔说。这一说法自1916年藤田丰八首次提出以来，一直在国内外学界占据主导地位；[1]二是岭南俚獠“蛮酋说”。1948年，河原正博首次提出南汉刘氏属唐代岭南封州（治封川，今广东封开县）以军功起家的“蛮酋”，其出身与这一地区的傜、苗、獠等有关。[2]1989年，刘美崧也撰文认为，南汉“刘谦父子是岭南俚獠的武装酋领出身，在建立南汉政权过程中，冒姓汉族，迅速汉化”。[3]200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宋史》，既高度肯定河原正博的观点，同时又明确提出：
在五代十国这些过渡政权的建立者中,刘隐无疑是独特的。他不是汉人，也并非学者曾认为的那样是中东人的后裔。大多数文献记载这个家族起自上蔡县（河南）。这一说法可能来源于刘隐的家族试图美化自己的祖先并提高他们在十世纪的汉人世界中声誉的努力。实际上，刘氏是居住在遥远南方的许多非汉族部落中的一个部落世代相袭的首领，汉人把这些不同部落的人都混称为蛮。[4]
三是北方家族说。1993年，唐森对前两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正史中有关南汉王室来自北方家族的记载是可信的。[5]1996年，笔者通过研究唐末岭南的北方家族移民对南汉王室的北方来源作了进一步讨论。[6]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坚持西域人后裔说以及岭南俚獠“蛮酋说”的研究者仍不乏其人。而这种情况又直接影响了对中古岭南区域史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
2000年，在广州大学城出土了南汉《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以下简称《哀册文》），则为我们重新讨论南汉刘氏家族的来源提供了重要依据。[7]《哀册文》为南汉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卢应奉勅撰并书。所谓“高祖天皇大帝”是南汉王朝创立者刘龑的尊号。刘龑一生名字多有变化，初名刘岩，更名刘陟，复名刘岩，改名刘龚，终名刘龑。册文记载刘龑卒于大有十五年（942）四月，九月葬于康陵，因此该碑在历史上又称《康陵碑》。南汉在古代岭南区域开发史上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而刘龑长达26年的统治，则奠定了南汉割据岭南半个多世纪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南汉僻处炎徼荒裔，特别是自北宋以来，历代均将南汉斥为“僭伪”，其结果使得南汉许多历史记载显得扑朔迷离。而《哀策文》既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南汉王室本身的身份与文化认同，同时也说明南汉刘氏家族在岭南崛起的背景等问题需要重新研究。因此，本文试以《哀册文》为线索，对南汉王室的族属和家族来源等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一、《哀册文》与南汉王室的族属
《哀册文》非常强调南汉王室与汉朝的渊源关系。册文所谓“符卯金而叶运，绍斩蛇之开基”，与刘邦建立汉王朝的政治神话有关；“丰沛建旗，南阳倔起”，则分别代表汉高祖开创汉朝和光武帝中兴汉室。“代不乏圣，乾亨绍位”，“乾亨”是南汉建立者刘龑的第一个年号。至于“帝尧贵胄，豢龙受氏”，则是强调汉朝和南汉建立者均为帝尧后裔，且有显赫的家世。有关刘氏家族的渊源，在唐代许多文献和墓志资料中亦有基本相同的记载。[8]
公元917年八月，刘龑称帝，国号大越。九月，以正统自居的后梁末帝朱友贞发布勅令，指斥刘岩（龑）“妄称汉室遗宗，欲继尉陀丑迹。……徒惑远方，僭称大号”。[9]次年刘龑又正式改国号为汉。史书记载刘龑“每对北人自言家本咸秦，耻为蛮夷之主。又呼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10]所谓“咸秦”是指秦朝都城咸阳。唐人多借此指长安。而刘龑自称“家本咸秦”，也说明南汉刘氏确实以汉朝王室后裔自居。
藤田丰八等否定正史中有关南汉王室源于北方家族的记载，是从质疑其先祖的籍贯和迁徙路线开始的。史书对南汉刘氏的郡望有彭城或大彭的记载。《旧五代史》记载：“刘陟，即刘龑，初名陟。其先彭城人。”[11]《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徐州彭城县，“古大彭氏国也。汉为彭城县，属楚国。后汉属彭城国，宋属彭城郡。隋文帝罢郡为县，属徐州”。[12]
需要指出的是，南汉刘氏本身一直都是以彭城或大彭作为其郡望的。而这一点也得到了五代十国其他割据政权包括宋初统治者的确认。例如：后梁开平元年（907）四月，朱温建后梁，《资治通鉴》载割据岭南的刘隐派人称臣献礼，被任命为检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胡三省注称：“自宋武帝以彭城之裔兴于江南，后多以彭城之刘为名族。刘隐封大彭王，意盖取此。”乾化四年（914），刘龑与吴越国国王钱镠通好，“《吴越备史》载制词亦云‘彭城岩’”。[13]所谓“彭城岩”，就是指刘岩（刘龑）的郡望是彭城。《资治通鉴》记载，贞明三年（917），闽国国主王审知为其子王延钧“娶越主刘岩之女”；[14]翁承赞所撰《闽王王审知墓志铭》载，王审知第三子王延钧“娶彭城刘氏，封清远县主”。[15]而《闽王王审知夫人任氏墓志铭》亦称其第三子王延钧“娶大彭刘氏”。[16]1965年，福州市郊发掘出《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该碑记载“夫人讳华，字德秀，其先世居彭城”，[17]从而证明嫁给王延钧的是南汉清远公主刘华。然而刘华并非如《资治通鉴》所说是“越主刘岩之女”，而是刘岩之兄刘隐的次女。④北宋于开宝四年（971）平定南汉，八年宋太祖封南汉后主刘鋹为彭城郡公。[18]可见，五代十国直至北宋统治者，都一直将南汉王室的郡望确认为彭城或大彭，并未有其他说法。
关于南汉刘氏的原籍，史书记载多为上蔡县（见表1）。只是宋王称《东都事略·刘鋹传》、《宋史·南汉世家》称南汉后主刘鋹祖先为蔡州上蔡人，[19]而《新唐书·刘知谦传》却称其为寿州上蔡人。唐代上蔡县属于蔡州，隶河南道；下蔡县属寿州，隶淮南道。因此《新唐书》有误。
由于史书对刘氏发源地有上蔡和彭城两种记载，所以藤田丰八称“所谓刘氏之祖先，家居上蔡或彭城，似有疑义，必为附会刘姓，以致错误”，并进而判定“南汉之祖仁安为居留唐时福建之大食人”；[20]河原正博亦将其作为判定南汉刘氏为岭南俚獠蛮酋首领的理由之一。[21]然而以上两种观点均在某种意义上混淆了唐人郡望和籍贯的差别。岑仲勉先生指出：
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历世稍远，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状，遂不能不各随其便，散之四方，而望与贯渐分，然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从出也。……此风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江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曰陇西，于后世极糅错之奇，在当时本通行之习。后儒读史，代易境迁，昧望、贯之两通，惟辩争其一是。虽曰学贵多疑，要未免徒劳笔墨矣！[22]
也就是说作为南汉刘氏发源地的彭城与上蔡，主要是郡望与籍贯的差别。二者并不矛盾。
史书记载南汉王室世系，一般都只能上溯至刘谦之父刘安仁，再往上就模糊不清了。这一点也是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否定南汉刘氏为北方家族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缘于南汉刘氏在刘安仁之前，很可能本来就无特别显赫的家世；另一方面则与唐代社会的深刻变化有关。特别是从“安史之乱”直至唐末五代长期的战乱，中原北方家族大量向各地迁徙逃亡，造成很多家族世系中断，也加速了谱谍之学的衰落。北宋初年柳开评论北方家谱称：“唐季盗覆两京，衣冠谱牒烬灭，迄今不复旧物。”[23]李焘亦称：“唐末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24]总之，晚唐河洛一带因长期战乱导致很多家族谱牒散失无存，应属于非常普遍的情况。[25]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北方家族为逃避战乱，向长江以南包括岭南和福建等地大举迁徙，而南汉刘氏家族应属于其中之一。
表1 有关南汉刘氏为北方家族的主要记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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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籍 |
迁徙者 |
迁徙地 |
资料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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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城 |
刘仁安 |
潮州 |
《旧五代史》卷135；《册府元龟》卷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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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 |
刘安仁 |
闽中 |
《新五代史》卷65；《文献通考》卷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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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仁 |
潮州 |
《隆平集》卷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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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州上蔡 |
刘安仁 |
潮州 |
《东都事略》卷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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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州上蔡 |
刘仁安 |
潮州 |
《宋史》卷4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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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州上蔡 |
刘知谦 |
封州 |
《新唐书》卷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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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 |
刘谦 |
岭南 |
《资治通鉴》卷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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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 |
刘安仁 |
闽之仙游 |
《五国故事》卷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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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 |
刘安仁 |
闽中 |
《舆地纪胜》卷130引《清源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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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 |
刘安仁 |
闽中 |
《明一统志》卷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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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 |
刘安仁 |
闽中 |
《十国春秋》卷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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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州上蔡 |
刘仁安 |
闽之仙游 |
《南汉书》卷1 |
二、南汉刘氏南迁及其与福建、岭南关系辨析
（一）南汉刘氏先祖与福建的关系
南汉刘氏家族与福建的关系十分密切。《新五代史》记载：“刘隐，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27]《文献通考》所载与此相同。[28]据此，刘安仁应是南汉刘氏南迁福建的始祖。其时间大致在晚唐时期。“闽中”应是对整个福建的统称，其具体地点，宋《五国故事》载：“伪汉先主名岩，后名龑。其先上蔡人，徙闽之仙游，复迁番禺，因家焉。”[29]仙游，武则天圣历二年（699）置清源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改为仙游县，属清源郡（即泉州）。[30]早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泉州等地就是北方家族迁移的地区。唐后期至五代，福建泉州再次成为北方士人迁移的重要地区。[31]唐末王审邽为泉州刺史，其时“中原乱，公卿多来依之，振赋以财，如杨承休、郑璘、韩偓、归传懿、杨赞图、郑戬等赖以免祸，审邽遣子延彬作招贤院以礼之”。[32]南汉王室“诸兄皆尚儒学”，[33]这一传统很可能即与侨寓闽中的北方家族有关。
自宋代以来，泉州一直保留有南汉王室的祖墓。《舆地纪胜》记载泉州古迹有“刘王墓”，即南汉刘氏祖墓。该书所引宋代《清源志》称在泉州南安县，地名刘店，马铺之西，“即广州伪汉刘龑之祖葬于此。盖龑祖安仁自上蔡徙闽中，商贾南安，因家焉”。[34]明清时期不少资料也有专门记载。[35]唐代泉州是东南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根据《新五代史》等记载，刘安仁及其家族在迁徙泉州之后，很可能也参与了东南海上贸易。
（二）南汉刘氏先祖与岭南潮州的关系
史书中有南汉先祖刘安仁（或刘仁安）出任潮州长史和潮州刺史两种不同的记载。《旧五代史》记载：“刘陟……祖仁安，仕唐为潮州长史，因家岭表。”[36]《册府元龟》、[37]宋代以来的地方志也有相关记载。[38]然而，根据唐代地方行政制度，潮州不应设有“潮州长史”一职。《旧唐书·职官志》：上州设长史一人，从五品上；中州设长史一人，正六品上；下州止有别驾、司马各一人。下州并无长史一职。[39]而据《新唐书·百官志》,唐代中州和下州皆无长史。[40]唐朝按户口数额将各州分成上、中、下三等，高宗显庆元年规定2万户以上为中州；玄宗开元十八年又规定4万户以上为上州，25000户为中州，不满2万户为下州。[41]潮州开元户为9337，元和户仅为1955，[42]可见在唐代自始至终均为下州，并不存在刘安仁出任潮州长史的可能。
至于刘安仁为潮州刺史的记载，较早的资料见于北宋曾巩所撰《隆平集》。其书称：“刘鋹，五世祖仁安，唐潮州刺史，其子孙因家岭南。”[43]南宋初王称《东都事略》称：“刘鋹……五世祖安仁，唐潮州刺史，子孙因家岭南。”[44]《宋史‧南汉世家》亦称：“南汉刘鋹……高祖安仁，仕唐为潮州刺史，因家岭表。”[45]清代梁廷楠《南汉书》则称刘隐“其先蔡州上蔡人。祖仁安，是为太祖。仕唐为潮州刺史；徙闽之仙游，复迁番禺”。[46]意即南汉刘氏家族因刘仁安出任潮州刺史后，遂迁往福建泉州之仙游县，最后又迁往广州番禺。然而其说难以令人信服。
前引《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详细记载了其祖刘谦以及其父刘隐在唐朝的官职，然而却完全未提及其曾祖刘安（或刘安仁、刘仁安）有任何官职。其文称：
曾祖讳安，其始则荷巾蕙带，揖让三征；其终则鹤侣鸿俦，优游万壑。大中、咸通之际，继有恩命而褒赠焉。[47]
以上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首先，刘安仁除了有“刘仁安”这一名字之外，亦称“刘安”，可补正史之阙。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等也因史籍中有“刘安仁”和“刘仁安”的不同记载，怀疑相关记载本身的真实性。其实这种情况属于文献异文所致。其次，碑文表明刘安仁其实未曾出仕唐朝，是以布衣身份终其一生。也就是说，史书中有关刘安仁任潮州刺史或潮州长史的记载均不可信。至于碑文所称“大中、咸通之际，继有恩命而褒赠焉”，则说明刘安仁卒后得到过唐朝的正式“褒赠”。从咸通二年至咸通九年，韦宙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东道节度使。而此时刘谦在岭南军中效力并崭露头角，得到了韦宙的赏识，而且力排众议坚持将其从女嫁给他。因此，很有可能是因为韦宙的大力推举，刘谦之父刘安仁获得了朝廷的“恩命”和“褒赠”，而这个“恩命”和“褒赠”很可能与潮州刺史的官职有关。
（三）南汉刘氏在岭南封州的崛起及其通往广州的道路
南汉刘氏崛起与岭南封州关系尤其密切。前引《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记载：
夫人讳华……祖讳谦，字内光，卓荦宏才，经纶伟望。龙纪中，自诸卫将军拜封州刺史，终于所任。皇考讳隐，字昭贤，起家世袭为封州刺史、检校司徒，入署为清海军节度行军司马。太尉齐公寝疾之际，委以兵马留后。遣表上闻，遂即真拜。后加中书令，进封南平王。[48]
以上碑文包含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首先，其称南汉清远公主刘华“家于五羊，今为封州贺水人也”，说明封州就是南汉王室所确认的在岭南的籍贯。唐代封州隶属于广州都督府。“贺水”可称“贺江”，又名封溪水、临贺江。碑文所称“今为封州贺水人也”，应该是指封州境内贺水流经的地方，大致就是唐后期所设贺江镇遏使所在地。秦汉以来，封州属于从北方内地经桂林再沿西江进入岭南的主要路线，也是北方人口向岭南迁移的重要通道。《新唐书》记载刘知谦“避乱客封州”，[49]即与此有关。《明一统志》记载：“刘隐，封州人。祖仁安，本上蔡人。仕为潮州刺史。父谦，又为封州刺史，因家焉。”[50]说明南汉刘氏应该曾经徙家于封州。明天启年间《封川县志》称：“南汉刘氏先虽上蔡人，至谦及隐、岩等，皆封产也。而启疆创业，实自兹始基也。”该书又记载：“唐封州刺史刘谦墓、梁靖海军节度使进封南海王刘隐墓，俱在县北十里许，今人呼为刘王冈。”[51]可见刘谦和刘隐墓均在此。清雍正年间《广东通志》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52]
其次，根据碑文，南汉刘氏家族的崛起源自刘谦、刘隐在封州一带的长期经营。墓志记载唐昭宗龙纪（889）之年，刘谦由诸卫将军拜为封州刺史。然而《资治通鉴》却载中和三年（883）六月“辛丑，以谦为封州刺史”；乾宁元年（894），“封州刺史刘谦卒”。[53]也就是说刘谦在封州刺史任上前后达11年。《新唐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刘氏在封州崛起的过程：
（刘知谦）为清海牙将，节度使韦宙以兄女妻之，众谓不可，宙曰：“若人状貌非常，吾以子孙托之。”黄巢自岭表北还，湖、湘间群盗蚁结，知谦因据封州，有诏即授刺史兼贺水镇使，以遏梧、桂。知谦抚纳流亡，爱啬用度，养士卒。未几，得精兵万人，多具战舰，境内肃然。久之，疾病，召诸子曰：“今五岭盗贼方兴，吾有精甲犀械，尔勉建功，时哉不可失也！”知谦卒，共推其子隐为嗣。清海军节度使刘崇龟表为封州刺史。[54]
史书对其时刘谦的身份还有“小将”、“小校”、“牙校”等不同的记载。《旧五代史》称刘谦“以军功拜封州刺史兼贺水镇使，甚有称誉”。《新唐书》称刘谦“抚纳流亡，爱啬用度，养士卒。未几，得精兵万人”。[55]其所招收的所谓“流亡”，应主要是指来自北方中原的移民。之后，刘谦之子刘隐也得到了广州刺史兼岭南东道节度使刘崇龟的支持。《旧五代史》称刘崇龟“闻其才，署为右都校，复领贺水镇将。俄奏兼封州刺史，用法清肃，威望颇振”。[56]《资治通鉴》亦记载“封州刺史刘谦卒，子隐居丧于贺江，土民百余人谋乱，隐一夕尽诛之。岭南节度使刘崇龟召补右都押牙兼贺水镇使；未几，表为封州刺史”。[57]
最后，碑文反映南汉刘氏家族是以合法的方式取得岭南军政大权的。乾宁三年（896）十二月，唐朝派宗室薛王李知柔出任广州刺史、清海军节度使，李知柔“行至湖南，广州牙将卢琚、谭弘玘据境拒之，使弘玘守端州”，封州刺史刘隐斩杀二人，占领端州和广州，并“具军容迎知柔入视事，知柔表隐为行军司马”。[58]李知柔至，“深德之，辟（隐）为行军司马，委以兵赋”。[59]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十二月，李知柔卒于广州任上。至于刘华墓志所称“太尉齐公寝疾之际，委以兵马留后。遣表上闻，遂即真拜”，是指唐朝又派出齐国公宰相徐彦若出任广州刺史、清海军节度使。刘隐则被任命为节度副使。北宋《五国故事》称：“先时唐末天下征镇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石门扈跸功授广帅，丞相齐公徐彦若复代知柔，隐皆迎纳，朝论嘉之。”[60]然而此时刘隐实际上已控制了岭南军政大权。《宋史》称：“时唐室已季，彦若威令不振，事皆决于隐。”[61]至唐昭宗天复元年（901），“清海节度使徐彦若薨，遗表荐行军司马刘隐权留后”。胡三省称“刘隐始得广州”。[62]至后梁乾化元年，刘隐病卒，刘龑为节度使；贞明三年，刘龑正式称帝。
总之，与唐末各地方镇多驱逐或杀害唐朝中央委派的官员而强行攫取权力不同，南汉刘氏是以和平与合法的形式完成了岭南地方最高军政权力的转移，因而尽可能地减少了政权交替过程中的杀戮和动荡。南汉王朝是以唐朝岭南节度使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三、对南汉王室“大食人后裔”说和“封州蛮酋”说的辨析
（一）对刘谦“非我族类”含义的辨析
刘龑之父刘谦在南汉刘氏兴起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藤田丰八称之为“奠定南汉兴起之基础者”，又论述刘谦崛起的背景和过程称：“盖广东为海外贸易之中心地，比之泉州，较早开通，故在唐时，波斯人与阿剌伯人之居住该地者，为数颇多，且因权势浩大，是故于唐末，中国史上既已留其名矣。至彼辈之子孙，于五代时，有一人曾君临于岭南六十州，即南汉之先祖刘谦是也。”[63]藤田丰八判定刘谦源自波斯人或阿拉伯人后裔最主要最核心的证据，是《北梦琐言》记载刘谦被韦宙之妻视为“非我族类”，因此判定刘谦本来就不是中国人。为此，我们有必要将这一最关键的证据还原到特定的文本中来重新解读。《北梦琐言》系五代北宋初人孙光宪所撰，其中记载：
丞相韦公宙出镇南海，有小将刘谦者，职级甚卑，气宇殊异，乃以从犹女妻之。其内以非我族类，虑招物议，讽诸幕寮，请谏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孙或可依之。”谦以军功拜封州刺史，韦夫人生子，曰隐，曰岩。隐为广帅，岩嗣之。奄有岭表四府之地，自建号曰汉，改名龑，在位经二纪而终，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鉴非谬也。[64]
《资治通鉴》等史书有类似记载。[65]《新唐书·韦宙传》记载韦宙弟韦岫字伯起，“亦有名。宙在岭南，以从女妻小校刘谦。或谏止之，岫曰：‘吾子孙或当依之。’谦后以功为封州刺史，生二子，即隐、龚”。[66]
至于以上引文中最关键的所谓“非我族类”，藤田丰八称：“若南汉刘氏，果出自汉之刘氏，而其祖安仁或仁安，为潮州长史或刺史，则何以韦妻谓为非我族类耶？其为非纯粹汉人，殆无疑义。”[67]河源正博也将“非我族类”作为其“蛮酋说”最重要的证据，称：“‘非我族类’的用法很明确，是指与‘华’相对的戎狄之意。所以藤田博士将‘非我族类’理解为并非‘纯粹的中国人’的见解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又指出所谓“非我族类”，并非是指阿拉伯、波斯等蕃商后裔，而是指岭南土著“蛮夷”，并认为：“韦宙不顾妻子和众人的反对，执意将侄女嫁给牙将刘谦，是考虑到刘谦作为蛮族中的有力者也即岭南的蛮酋这一要素。进一步说，韦宙用对蛮融合政策来礼遇岭南的蛮酋，是为了防备当时岭南西道极度猖獗的叛乱。” [68]然而，我们认为以上两种结论及其论证方式都需要作进一步讨论。
首先，汉唐史籍中有大量“非我族类”的表述，其中“族”并不必然都具有种族或民族的含义。汉至唐“族类”这一概念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指种族或民族。目前所见最早的是《左传》中，“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69]在这种意义上的运用，“族类”概念种族或民族的意义十分明显；二是指姓氏或氏族。如西晋初，段灼特向晋武帝建言将宗室成员分封诸王，以拱卫皇室，称：“于今之宜，诸侯强大，是为太山之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魏法禁锢诸王，亲戚隔绝，不祥莫大焉。”[70]这里的“族类”显然仅指姓氏或氏族，与种族或民族无关。唐朝法律对收养异姓男为子有非常严厉的处罚，《唐律疏议》称：“异姓之男，本非族类，违法收养，故徒一年；违法与者，得笞五十。养女者不坐。”[71]“族类”均是姓氏、氏族的代名词。三是唐人所使用的“族类”概念，往往是指社会人群中不同的类别、层次等。如白居易《请以族类求贤》一文称：“夫必以族类者，盖贤愚有贯，善恶有伦，若以类求，必以类至。”[72]其中“族类”显然是指社会与人群中的不同类别。这种类别的划分，是由各自的出身、教养、习性和社会地位等因素所决定的。后唐天成二年（927），中书门下条流称“应诸道选人等”，其“选人之内，族类甚多，历任之中，资考备在”。[73]其“族类甚多”，也是指“选人之内”即等待授官的这一特定群体内有各种类别的人。总之，《北梦琐言》所称“非我族类”，并不必然具有种族或民族的含义。
其次，《旧五代史·刘陟传》中的相关记载亦证明了“非我族类”并非是指种族或民族的差别，而是指社会等级。其文称：
唐咸通中，宰相韦宙出镇南海，谦时为牙校，职级甚卑，然气貌殊常，宙以犹女妻之。妻以非其类，坚止之，宙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我子孙或可依之。”谦后果以军功拜封州刺史兼贺水镇使，甚有称誉。[74]
《旧五代史》修成于宋太祖开宝六年，主要本自《五代实录》。《北梦琐言》亦参取过《五代实录》。因此，这两部著作的相关记载应为同一史源，只是二者改写的文字有所差异而已。《旧五代史》中“以非其类”的“类”，显然就是指社会阶层中不同的类别、种类、类群、类型等，这一表述避免了《北梦琐言》之“非我族类”所引起的歧义。仅从这一点来看，正史记载确实要比笔记小说严谨慎重得多。而韦宙之妻“以非其类”的原因，主要缘于刘谦与京兆韦氏家族在社会等级等各方面的差别。我们在前面已证明刘谦既无阀阅可资，亦非科举等正途出身。刘谦其时效力于岭南军旅，“职级甚卑”，因此被韦宙夫人视为“非我族类”，应该是指彼此社会地位过于悬殊。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韦宙夫人究竟是凭什么判定刘谦“非我族类”或“以非其类”的。唐代京兆韦氏自北朝至唐末世代煊赫，在婚姻方面极为重视门第和门当户对。史称韦氏“门族清华，炳焕今古。代有高位，显发当时”；[75]“世登文科，掌纶修史。婚姻之盛，甲于关右。”[76]唐末杨篆所作《越国太夫人韦媛墓志铭》又称：
我外族与京兆杜氏俱世家于长安城南。谚有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望之比也。所居别墅，一水西注，占者以为多贵婿之象。其实姻妻之盛，他家不侔。[77]
韦宙家族的富贵程度也屈指可数，唐懿宗就称韦宙为“足谷翁”。[78]咸通八年十二月，韦宙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弟韦岫亦官至福建观察使。
韦宙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京兆名士李峣。李峣为进士出身，先人之“旧庐”在京城长安升平里，“自所居连亘通衢，殆足一里。余参驭辈不啻千余人。……来往无有沾濡者，而金碧照耀，颇有嘉致”。[79]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80]《南汉书》刘谦之妻韦氏传曰：
武皇后韦氏，京兆万年人，唐左仆射宙从女也。先世多显宦……咸通三年，分岭南为西东道，以宙为东道节度使，挈家至南海，后亦随侍。时南诏陷交趾，岭表震动。宙抚兵积备，选练部曲。代祖适隶麾下，充贺水镇将，职级甚卑，而气宇特超异。宙见，招与语，奇之。将使后归焉，宙夫人以贵贱悬殊，虑招物议，颇犹豫；然宙意殊决。夫人恐不可谏，乃讽诸幕僚从容劝止其事。宙弟岫因曰：“彼状邈迥出庸流，吾就结婚媾，他日，子孙或可依托。”由是，卒以后妻代祖，生烈宗。[81]
韦宙夫人之所以强调刘谦“非我族类”，其根本原因是“贵贱悬殊，虑招物议”，即担心因为社会地位过于悬殊而招致非议，与刘谦是否为“波斯人与大食人后裔”或岭南俚獠“蛮酋”并无任何关系。[82]韦宙久经官场更有识人之明，与出身门第等相比，他更看重的是刘谦的才能和器识。在政局极为纷扰动荡的晚唐时代，他更希望为自己子孙乃至整个家族在未来的生存发展培植政治上的靠山。明代黄佐称刘谦“后以功为封州刺史，生二子，即隐、龚，果开霸业。韦氏之族，赖以为安”。[83]
（二）对刘谦和刘鋹“状貌非常”的辨析
藤田丰八判定南汉刘氏为“大食人后裔”最主要的证据之二，是其认为刘谦以及后主刘鋹的体貌特征均与西域“蕃客”有关。其依据的主要材料包括：①上文已引《新唐书》中韦宙称刘谦“状貌非常”，《旧五代史》则称其“气貌殊常”。藤田丰八据此认为刘谦的状貌本来就不同于华夏种族。②《宋史·刘鋹传》记载：“后主体质丰硕，眉目俱竦。”③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广州有“刘氏铜像”，“在天庆观东庑，昔刘鋹及子各范铜为像，略不肖似，即杀冶工，凡再三乃成”；清代吴兰修《南汉金石志跋》所引《恭岩札记》又记载：“元妙观西院功德林，有伪南汉主刘鋹及二子铜铸像，状豪恶可憎，俗称番鬼。”[84]藤田丰八由此得出了南汉刘氏“其非为纯粹汉族，殆无疑义”，以及“必为波斯人或大食人”的结论。然而，我们认为以上这些材料都难以真正成为判定南汉刘氏出自西域大食人的证据。
首先，所谓“状貌非常”、“气貌殊常”，在古代文献中常用于对伟人豪杰的描述，类似的描述还有“气貌伟然”、“气貌醇古”、“气貌环特”等，与西域蕃客的种族并无关系。
其次，同时代史籍对刘谦以及刘隐、刘龑父子三人的记载，不能证明他们属于西域蕃客种族。《资治通鉴》记载：“初，上蔡人刘谦为岭南小校，节度使韦宙奇其器，以兄女妻之。”[85]所谓“奇其器”，应是指韦宙对其度量、器识等感到惊异。《旧五代史》中的“气貌殊常”，显然指刘谦虽然职级卑微，然而其气度和仪表却非同寻常。前引《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记载刘谦“卓荦宏材，经纶伟望”，也应与此相关。
刘隐为刘谦长子。《旧五代史》记载刘隐“即韦氏女所生也，幼而奇特”。[86]说明刘隐年幼时其仪表就非同凡响。《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亦记载刘隐“仪形磊落，器度汪洋”，[87]也说明其仪容和形体壮伟、气度恢弘豁达。
刘龑，《新五代史》记载其为“谦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龑于外舍，谦妻韦氏素妬，闻之怒，拔剑而出，命持龑至，将杀之，及见而悸，剑辄堕地，良久曰：‘此非常儿也。’后三日，卒杀段氏，养龑为已子。及长，善骑射，身长七尺，垂手过膝”。[88]刘龑的身高大致在2米左右。可见刘龑自幼及长，状貌都和普通人不一样。
最后，史书对南汉后主刘鋹的描述也不能证明其与西域蕃客有关。刘鋹于公元948-971年在位。《宋史·刘鋹传》载其“体质丰硕，眉目俱竦。有口辩，性绝巧”。[89]藤田丰八据此判定其与波斯人或大食人血统有关。而《宋史》的记载直接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90]《十国春秋》记载为：“后主体质丰厚，眉目俱疎。有口辨，性绝巧。”[91]所谓刘鋹“体质丰硕”或“体质丰厚”，显然与刘谦、刘隐、刘龑一样，都是说明其身材高大魁梧。至于“眉目俱竦（疎）”，是指双眼双眉之间比较开阔。我们搜索了大量史籍，并未发现古代用“体质丰硕，眉目俱疎”来形容外国人特别是西域胡人的例子。唐宋史籍记载大食国“其国男夫鼻大而长，瘦黑多须鬓，似婆罗门”，《唐会要》、新旧《唐书》记载类似。[92]显然与刘鋹有较大差别。[93]
宋代广州天庆观源自唐代开元观，自唐、南汉、宋直至明、清，一直是广州最大的道观,也是历代广州官方道教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至清代又改名为元妙观。宋代资料所载刘鋹及子在天庆观中“各范铜为像”，可能确有其事。如前所述，自宋代开始，历代史籍对于南汉王朝均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至清中后期吴兰修的说法其附会的色彩更加明显。[94]
（三）南汉刘氏源流与唐宋广州“蕃客”中“刘”姓关系辨析
藤田丰八判定南汉王室属于波斯人与大食人后裔，也与宋代广州西域“蕃客”中多有姓“刘”的现象有关，并特地征引《萍州可谈》加以证明。南宋朱彧《萍州可谈》曰：
元祐间，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院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取宗女。[95]
藤田丰八称：“宋时广州蕃坊已有刘姓之大食人矣。且言娶与皇帝同宗之女，官亦封至左班殿直，故必久居中国，而为汉化之大食人，且必为在华大食人之有力者。”并认为南汉王室的“刘”姓，“亦为大食名之音译。其为Ala 、Ali之对音”。[96]《萍州可谈》所载北宋哲宗元祐年间之事，距刘安仁和刘谦活动的时代已经两百年。藤田丰八以此来证明南汉刘氏的来源，很难说有真正的说服力。
晚唐古文家刘蜕的生平事迹，往往也被学术界用作南汉王室属于外来种族的旁证。刘蜕字复愚，号文泉子。《北梦琐言》卷3“刘蜕舍人不祭先祖”条对其家世等有专门记载。1939年，陈寅恪撰《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一文，对刘蜕的身世、种族和宗教信仰等问题的研究，其中也涉及学术界对南汉刘氏家族来源等问题的讨论：
近年桑原骘藏教授《蒲寿庚事迹考》及藤田丰八教授《南汉刘氏祖先考》（见《东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皆引朱彧《萍州可谈》贰所载北宋元祐间广州番坊刘姓人娶宗室女事，以证伊斯兰教徒多姓刘者，其说诚是。但藤田氏以刘为伊斯兰教徒习用名字之音译，固不可信，而桑原氏以广州通商回教徒之刘氏实南汉之赐姓，今若以复愚之例观之，其说亦非是。鄙见刘与李俱汉唐两朝之国姓，外国人之改华姓者，往往喜采用之，复愚及其它伊斯兰教徒之多以刘为姓者，殆以此故欤？关于复愚氏族疑非出自华夏一问题，尚可从其文章体制及论说主张诸方面推测，但以此类事证多不甚适切，故悉不置论，谨就其以刘为氏，而家世无九品之官，四海无强大之亲，父子俱以儒学进仕至中书舍人礼部尚书，而不祭祀先祖，及籍贯纷歧，而俱贾胡侨寄之地三端，推证之如此。[97]
陈寅恪以上论述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对藤田丰八有关南汉王室的“刘”姓源于“伊斯兰教徒习用名字之音译”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二是否定了桑原骘藏有关“广州通商回教徒之刘氏实南汉之赐姓”的说法；三是正式提出“刘与李俱汉唐两朝之国姓，外国人之改华姓者，往往喜采用之”，并以刘蜕的身世证明其非华夏的身份及其与外来宗教信仰的关系。其寓意为南汉刘氏同晚唐刘蜕一样，均属于“外国人之改华姓者”。因而仍肯定了藤田丰八有关南汉刘氏出自大食人后裔的结论。受陈寅恪的影响，罗香林亦撰《唐岭南道之景教流传与刘蜕父子不祀祖等关系》一文，进一步论证刘蜕父子与外来胡族和景教信仰的关系。[98]
陈寅恪先生和罗香林先生对晚唐刘蜕非华夏族身份及其与外来宗教信仰关系的判定，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清代在陕西长安县出土了刘蜕为其母所撰《先妣（刘洽妻）姚夫人权葬石表》，为最终确定刘蜕家族来源及其文化取向提供了最重要的证据。[99]碑文既证明刘蜕属于典型的本土官僚士大夫家庭出身，其所谓“家世无九品之官，四海无强大之亲”仅属托词，也证明了其“刘”姓与西域蕃客无关。饶宗颐撰《刘蜕自撰母姚夫人权葬石表题后》称：
志出关中，表文蜕自撰。述其“蹷于寒饥，故仪卫不用，在廞俭薄”，“至于餝棺以輤，器用不就，表其权焉”。罗振玉为跋谓：“蜕伤不能备礼，其诚孝如此。而《北梦琐言》称其不祭先人，光宪讥其紊先王之旧行。今以此表考之，蜕之至行如此，必无不祭之事，足以雪诬谤。”按陈寅老曾疑蜕不祀祖，先世或为胡估，而信仰异教，然无明证。罗文载《松翁未焚稿》，乃辽居时做，在陈文刊布之后，如彼获睹是蜕母权葬表，可以释疑矣。[100]
对此陈尚君亦称：“毋庸讳言，陈寅恪先生不是专治金石的金石学家，清代已出土的石刻研究专著，间或有未经寓目者，个别与他的论题直接有关的石刻未及利用……笔记所述传闻，看来大可怀疑。可惜寅恪先生未能见到这方墓石。”[101]
根据历史资料，唐代“刘”姓并无特别尊贵之处。唐朝皇帝多赐姓李、武，亦赐姓安、爱、蒙、窦、韦、薛、元、万年、史等姓氏。窦、韦两姓是唐朝外戚之姓，受赐此姓即与外戚同族。而元、薛则为当时的高门大姓，社会地位也很高，为世人所重。如果南汉王室确系大食人后裔的话，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其专门冒姓“刘”氏的理由。又根据相关研究，唐宋广州蕃客的姓氏，除了由阿拉伯语音译的大姓蒲姓以外，有取汉姓的李氏（李彦升），而汉化姓氏则有海、哈、金、米、丁等，未见有刘姓。[102]因此，南汉统治期间很可能有不少西域外商或被南汉皇帝赐以刘姓。或假冒南汉王室姓氏，才会出现《萍州可谈》所记载的北宋“广州蕃坊刘姓人”的特殊现象。
（四）《哀册文》与南汉王室的宗教信仰
南汉刘氏家族如果确实属于西域“大食人后裔”的话，则其家族成员必然有伊斯兰教信仰。然而目前却无任何资料能够证明。相反，却有大量史料能证明南汉王室都是典型的本土儒道佛三教的信仰。《哀册文》所谓“听朝之余，披览罔倦，损益百氏，笙簧六经，东西飞阁，周孔图形。命鸿儒以临莅，选硕生而雠校，鄙束皙之补亡，陋郑玄之成学”，反映了刘龑对儒学的高度重视。这一点也可与其他史籍相互印证。前引路振《九国志》即记载刘龑时“诸王皆尚儒学”。唐末岭南汇聚了大量为躲避北方战乱而南迁的北方家族，这些具有深厚儒学素养又精熟唐代礼乐制度的唐朝高级官员和名门大族，将大唐帝国的典制文化比较完整地移植到了岭南。南汉礼制及官制都直接继承了唐朝，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唐朝文官政治和科举制度的继承。《资治通鉴》记载南汉高祖刘龑“多延中国士人置于幕府，出为刺史，刺史无武人”；后梁贞明六年三月，“杨洞潜请立学校，开贡举，设铨选；汉主岩从之”。[103]《新五代史》称刘岩“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岁以为常”。[104]在五代十国这样武人跋扈专权的战乱时代，南汉所推行的这些政策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哀册文》又称刘龑“天纵聪明，凝情老释，悉簉渕微，咸臻壶奥。谭玄则变化在手，演释乃水月浮天。神游阆苑，智洞竺乾”，则反映了南汉王室与佛教和道教关系均非常密切。前引《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记载刘隐之女刘华“留心佛典，常观仙书”，[105]也是说刘华对佛道经典都有专门研习。
大量历史资料证明，南汉皇帝和皇室成员都是岭南佛教道教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南汉大宝七年（964），集贤殿学士承旨左谏议大夫陈守中所撰《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碑铭并序》，对禅宗云门宗开创者文偃生平事迹有详细记载。而南汉高祖刘龑、中宗刘晟、后主刘鋹均对文偃给予极高的尊崇和礼遇。[106]北宋“名臣”余靖是韶州曲江人，其所撰《韶州乐昌县宝林禅院记》称：“越人右鬼，而刘氏尤佞于佛。故曲江名山秀水，膏田沃野，率归于浮屠氏。”[107]南汉历代皇帝还兴建了大量佛寺和佛塔。南汉皇帝也与道教关系密切。南汉刘龑乾亨九年（925），“白龙见南宫三清殿，改元曰白龙，又更名龚，以应龙见之祥”。[108]其“三清殿”建于兴王府即广州城的宫殿内，此与南汉王室的道教信仰密切相关。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根据宋初郑熊《番禺杂志》记载，刘龑在广州番山建有“朝元洞，后更名为清虚洞，而以沉香为台观于禺之上”。[109]“朝元洞”或“清虚洞”应为典型的道教宫观。在粤东循州罗浮山、粤西容州都峤山等岭南道教名山，南汉皇帝都修建宫观建筑，或亲自前往祭祀。[110]前引陈守中《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碑铭并序》亦记南汉后主刘鋹曰：
每念八纮纷扰，九土艰虞。耀干戈弧矢以宣威，救生灵涂炭；用文物声明而阐扬，致寰宇雍熙……其于儒也，则石渠金马，刊定古今，八索九邱，洞穷渊奥。其于道也，则探元抱朴，得太上之妙门；宝箓灵符，授虚皇之秘诀。于机暇既崇于儒道；注宸衷复重于佛僧。是以奉三宝于虚空，福万民于寰宇。绀宫金刹，在处增修；白足黄头，联辰受供。
以上反映了刘鋹所推行的儒道释三教并重的政策，与前引《哀册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南汉皇帝以及王室成员对佛教和道教的信仰，也说明南汉刘氏家族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人或波斯人无关。
四、后 论
唐末各地藩镇纷纷割地称雄，刘谦、刘隐、刘龑“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南海”[111]。自公元901年刘隐正式掌握岭南军政大权，到917年刘龑建立南汉，再到971年北宋统一岭南，南汉刘氏家族在岭南的统治达70年。长期以来,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就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南汉历史的重要起点。从本文的讨论来看，滕田丰八和河原正博所提出的“大食人后裔说”以及岭南俚獠“蛮酋说”，其局限性比较明显。首先，从唐末以来，各种历史资料对南汉刘氏家族来源一直都有明确而且具有连续性的记载，虽然五代十国和宋朝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家都对南汉王朝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然而却从未有人对其种族提出过任何质疑。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的学术观点，主要建立在他们对现存史料的不同解读上。然而这种解读本身则存在比较牵强的色彩。因此我们认为史籍中有关南汉王室源于北方家族的记载是可信的。至于史料之间的某些差异，应属于历史资料中普遍而且正常的现象。对相关差异也应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不能因为有某些差异的存在，就全盘否定正史等资料的可靠性。
其次，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所提出的学术观点，也与他们对唐至五代岭南区域史的整体认知有关。藤田丰八所提出南汉王室为阿拉伯人或波斯商人后裔，是为了强调唐后期广州等东南沿海阿拉伯人或波斯商人力量强大，以至于其子孙竟然可以掌控岭南地方最高军政权力。嗣后，很多研究者似乎也比较乐于以此来证明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影响。然而实际情况则是,唐朝自始至终都高度重视广州刺史和岭南节度使的选任。杜佑称唐朝“多委宿德重臣，抚宁其地”。[112]韩愈称广州刺史“常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南方事无不统，地大以远，故常选用重人”；又称“岭之南其州七十”，“故选帅常重于他镇”。[113]《新五代史》称“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114]直至唐末，岭南仍是朝廷尚能直接控制并且进行官吏任免的极少数地区之一。因此不存在由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子孙攫取岭南地方最高军政大权的可能。
河原正博、《剑桥中国宋史》等所坚持的南汉王室属于岭南俚獠“蛮酋说”，其主要依据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都非常强调《北梦琐言》中“非我族类”这一记载的重要性，认为“非我族类”即必然等同于非华夏族的蛮夷，并因此去怀疑和否定一大批正史等资料的可靠性。根据我们的讨论，“非我族类”与南汉刘氏出自岭南俚獠无关。二是河原正博强调从六朝直至唐末岭南俚獠“蛮酋”势力始终都非常强大，唐朝在岭南的统治十分薄弱。[115]日野开三郎也认为，唐朝“中央权力对岭南道行政管理的渗透很微弱，岭南道是一个具有近于羁縻性自主权的特别区”。[116]然而唐朝对岭南的控制和开发实际上要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个时期。唐朝前期所推行的“南选”等一系列重要政治措施，使六朝以来延续几个世纪的岭南“溪洞豪族”走向衰灭，亦使王朝国家权力真正渗透深入到岭南基层社会。[117]唐朝后期，岭南少数族“蛮酋”的叛乱基本上只来自岭南西南部羁縻州地区。而地处西江流域的封州等地，一直都是岭南开发最早也是汉族移民最集中的地区，至唐末完全不存在所谓左右岭南政局的“俚獠武装酋领”。三是河原正博等把史籍中南汉刘氏出自北方家族的记载，与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族上层普遍攀附北方高门的现象相提并论。[118]然而，我们认为南汉王室的情况与此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一方面《旧五代史》、《册府元龟》、《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重要史书以及《隆平集》、《东都事略》等资料，与南汉刘氏家族的活动在时间上非常接近。另一方面从北宋以来，各种史书对南汉基本上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些史籍也完全没有必要去为南汉刘氏“攀附”北方家族。
最后，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等都存在把正史等资料中有关南汉王室源于北方家族的记载，看成是一种孤立和偶然历史现象的倾向。唐朝其实是北方家族以各种方式向岭南大量移民的重要时期。特别是自“安史之乱”直至唐末五代，大量北方家族为了逃避战乱而移居岭南各地，其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119]欧阳修总结晚唐至五代北方官僚士人迁移岭南的几种途径，称：“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120]以上真实地反映了在晚唐中原板荡、“衣冠荡析”的战乱时代，岭南已成为北方官僚士大夫及其家族的主要避难地。南汉统治时期，来自中原内地的文化得到重要发展。桑原骘藏指出：“唐末五代之乱时，不少中原士人到岭南避难，当地文运因之一代一代的得以开通。五代时期割据福建的闽和偏在岭南的南汉，文物皆相当整备，他们从北方避难的士人得到不少协助，亦自不待言。”[121]总之，南汉王室的北方渊源及其与北方家族的关系，既是南汉王朝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也是我们研究和理解南汉以及南汉以后岭南历史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关键。
[ 作者王承文，amjs澳金沙门151(中国)有限公司教授。广州 510275 ]
（责任编辑：路育松）
本文刊载于《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1-146页。
* 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古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批准号:16JZD034）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参见藤田豐八：《南漢劉氏の祖先につきて》，《東洋學報》第6卷第2號，1916年5月，收入氏著：《東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篇》，東京：岡書院，1932年，第163-178页。又见藤田丰八：《南汉刘氏祖先考》，《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7-150页。陈寅恪：《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1分，1939年10月，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65-366页；刘文锁：《南汉〈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考释——兼说刘氏先祖血统问题》，《汉学研究》第26卷第2期，2008年6月，第285—316页。
[2] 河原正博：《南漢劉氏祖先考》，《東洋學報》第31卷第4號，1948年，收入氏著：《漢民族華南發展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年，第229—252页。
[3] 刘美崧：《南汉主刘氏族属为俚僚》，《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论南汉政权的汉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4]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Jakov Smith ed.，The Cambridge HistoryofChina,Volume 5 part one，The Sung Dynasty and ItsPrecursors，（907-127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09，p.153.
[5] 唐森：《南汉刘氏族属平议》，《暨南学报》1993年第1期。
[6] 王承文：《唐代北方家族与岭南溪洞社会》，《唐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91-401页。
[7]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南汉德陵、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7期；伍庆禄、陈鸿钧：《广东金石图志》，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第70-72页。
[8] 林宝：《元和姓纂》卷5，岑仲勉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62页；《新唐书》卷71上《宰相世系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44页；《大唐故朝议郎行左校署令上柱国刘府君墓志铭并序》，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4页。
[9] 钱俨：《吴越备史》卷1《武肃王》，傅璇琮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6211页；梁末帝：《命钱镠进取海南刘岩勅》，《全唐文》卷10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49页。
[10]《旧五代史》卷135《刘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09页。
[11]《旧五代史》卷135《刘陟传》，第1807页；《册府元龟》卷219《僭伪部·姓系》也有相同的记载。（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29页）
[12]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9，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4页。
[13]《资治通鉴》卷266，后梁开平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680页；卷268，后梁太祖乾化元年，第8741页
[14]《资治通鉴》卷270，后梁均王贞明三年，第8823页。
[15] 翁承赞：《大唐故闽王（王审知）墓志铭并序》，福建省博物馆：《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5期；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85页。
[16]《闽王王公夫人魏国尚贤夫人乐安任氏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438页。
[17] 郑昌士：《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华）墓志并序》，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志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1期；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79-180页。
[18]《宋史》卷481《刘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28页。
[19] 王称：《东都事略》卷23《刘鋹传》，孙言诚、崔国光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182页；《宋史》卷481《刘鋹传》，第13919页。
[20] 藤田丰八：《南汉刘氏祖先考》，《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第143页、第149页。
[21] 河原正博：《漢民族華南發展史研究》，第239页。
[22] 岑仲勉：《唐史余渖》卷4《唐史中望与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29页。
[23] 柳开：《河东集》卷14《试大理评事柳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5册，第337页。
[2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3，宋仁宗天圣三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80页。
[25] 唐森：《南汉刘氏族属平议》，《暨南学报》1993年第1期。
[26] 本表部分资料参考了河原正博：《漢民族華南發展史研究》，第240页。
[27]《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09页。
[28]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76《封建一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566页。
[29] 佚名：《五国故事》卷下，《五代史书汇编》，第3192页。
[30]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9《泉州》，第720页。
[31] 参见周振鹤：《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8年第7期；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6—343页。
[32]《新唐书》卷190《王潮传》，第5492—5493页。
[33] 路振：《九国志》卷9《刘宏杲传》，《五代史书汇编》，第3329页。
[34]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泉州·古迹》，李勇先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23页。唐天宝元年改泉州为清源郡。按宋庆元己未年（1199）戴溪所撰《清源志》7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8和《宋史‧艺文志》等著录。
[35]《明一统志》卷75《泉州府·陵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3册，第583页；吴任臣：《十国春秋》卷58《南汉一·烈宗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35页；郝玉麟：《福建通志》卷6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0册，第379页。
[36]《旧五代史》卷135《刘陟传》，第1807页。
[37]《册府元龟》卷219《僭伪部姓系》，第2629页。
[38] 南宋《三阳志》记载：“伪刘据有南海郡，今广州也。潮虽在境内，而去广二千里，其戏马于此，或未可必。考诸传记，鋹祖仁安为潮州长史，因家岭表。后僭王南海者，其孙陟也。今曰越王云者，岂追封向日长史之谓也哉。”（《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马蓉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13页）另外，顺治十八年刻本《潮州府志》卷9《古迹部》也有相关记载（《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412页）。
[39]《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17—1918页。
[40]《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四下》，第1318页。
[41]《唐会要》卷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57页。
[42]《元和郡县图志》卷34《岭南道·潮州》，第894页。
[43] 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12，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57页。
[44] 王称：《东都事略》卷23《刘鋹传》，第181页。
[45]《宋史》卷481《世家四‧南汉刘氏》，第13919页。
[46] 梁廷楠：《南汉书》卷1《烈宗纪》，林梓宗校点，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页。
[47]《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80页。
[48] 郑昌士：《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79—180页。
[49]《新唐书》卷190《刘知谦传》，第5493页。
[50]《明一统志》卷81《肇庆府‧人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3册，第713页。
[51] 方尚祖：《封川县志》卷3《事纪志上》，第47页；卷22《杂事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第206页。
[52] 郝玉麟《广东通志》卷12《山川志‧肇庆府三》记载封川县有“刘王冈，相传有刘谦、刘隐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2册，第459页）
[53]《资治通鉴》卷255，唐僖宗中和三年，第8296页；卷259，唐昭宗乾宁元年，第8460页。
[54]《新唐书》卷190《刘知谦传》，第5493页。
[55]《新唐书》卷190《刘知谦传》，第5493页。
[56]《旧五代史》卷135《僭伪二·刘隐传》，第1807页。
[57]《资治通鉴》卷259，唐昭宗乾宁元年十二月，第8460页。
[58]《资治通鉴》卷260，昭宗乾宁三年，第8496页。
[59]《旧五代史》卷135《僭伪二·刘隐传》，第1807页。
[60] 佚名：《五国故事》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214页。
[61]《宋史》卷481《世家四·南汉刘氏》，第13919页。
[62]《资治通鉴》卷262，唐昭宗天复元年，第8565页。
[63] 藤田丰八：《南汉刘氏祖先考》，第140页。
[64]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6“韦氏女配刘谦事”条，贾二强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3页。
[65]《资治通鉴》卷255，唐僖宗中和三年，第8296页。
[66]《新唐书》卷197《循吏·韦宙传》，第5632页。
[67] 藤田丰八：《南汉刘氏祖先考》，第144-145页。
[68] 河原正博：《漢民族華南發展史研究》，第233页、第239页。
[69]《春秋左传注·成公四年》，杨伯峻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18页。
[70]《晋书》卷48《段灼传》，第1339页。
[71]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12《户婚》，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941页。
[72] 白居易：《请以族类求贤》，《文苑英华》卷502，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575页。
[73] 王溥：《五代会要》卷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34—335页。
[74]《旧五代史》卷135《刘陟传》，第1807页。
[75] 薛延范：《唐故昭义军节度判官朝请郎京兆韦府君（承素）墓志铭并序》，西安市长安博物馆：《长安新 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77页。
[76] 赵橹：《唐故岭南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韦正贯墓志》，西安市长安博物馆：《长安新出墓志》，第283页。
[77] 杨篆：《我大唐故天平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杨汉公夫人越国太夫人韦媛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199页。
[78]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3，“韦宙相足谷翁”条，第54页。
[79] 王定保：《唐摭言》卷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2页。
[80]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16页。
[81] 梁廷楠：《南汉书》卷7《后妃列传》，第33页。
[82] 唐森：《南汉刘氏族属平议》，《暨南学报》1993年第1期。
[83] 黄佐：《广东通志》卷46《名宦·韦宙传》，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謄印，1997年，第1148页。
[84] 吴兰修：《南汉金石志补征》，陈鸿钧、黄兆辉补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85]《资治通鉴》卷255，唐僖宗中和三年（883）条，第8296页。
[86]《旧五代史》卷135《刘陟传》，第1807页。
[87]《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华）墓志并序》，《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79—182页。
[88]《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第810页。
[89]《宋史》卷481《南汉世家》，第13928页。
[9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宋太祖开宝四年三月，第267页。
[91]《十国春秋》卷60《南汉后主本纪》，第875页。
[92] 杜佑：《通典》卷193《边防九》，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279页。《唐会要》卷100《大食国》（第2125页）、《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第5315页）《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下》（第6262页）记载类似。
[93] 唐森：《南汉刘氏族属平议》，《暨南学报》1993年第1期。
[94] 唐森：《南汉刘氏族属平议》，《暨南学报》1993年第1期。
[95] 朱彧：《萍州可谈》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8页。
[96] 藤田丰八：《南汉刘氏祖先考》，第146页。
[97] 陈寅恪：《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65—366页。
[98] 罗香林：《唐岭南道之景教流传与刘蜕父子不祀祖等关系》，收入氏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第71—87页。
[99] 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23—425页；刘蜕：《先妣（刘洽妻）姚夫人权葬石表》，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53页。
[100] 饶宗颐：《选堂序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02页。
[101] 陈尚君：《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02] 甘正猛：《唐宋时代大食蕃客礼俗考略》，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14页。
[103]《资治通鉴》卷268，后梁太祖乾化元年，第8742页；卷271，后梁均王贞明六年，第8854页。
[104]《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第812页。
[105] 郑昌士：《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全唐文补遗》第7辑，页179—182。
[106] 陈守中：《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碑铭并序》，伍庆禄、陈鸿钧：《广东金石图志》， 第77-82页；《全唐文》卷89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317页。
[107] 余靖：《武溪集校笺》卷7，黄志辉校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1页。
[108]《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第812页。
[109] 方信孺：《南海百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110] 王承文：《唐五代罗浮山道教宫观考》，黎志添编：《香港及华南道教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5年。
[111]《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第810页。
[112] 杜佑：《通典》卷184《州郡十四·古南越》，王文锦等点校，第4961页。
[113] 韩愈：《韩昌黎文集》卷7《南海神庙碑》，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43页；卷4《送郑尚书序》，第318页。
[114]《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第811页。
[115] 河原正博：《隋唐時代の嶺南の酋領馮氏と南海貿易》，《山本達郎博士古稀記念東南アジァ·ィソドの社会の文化》，山川出版社，1980年。收入氏著：《漢民族華南發展史研究》，第83-105页；《隋代嶺南酋領甯氏について》，《政法史學》第三三號，1981年。收入氏著：《漢民族華南發展史研究》，第105—123頁；河原正博《南漢劉氏祖先考》，收入氏著：《漢民族華南發展史研究》，第229-253页。
[116] 日野开三郎：《论唐代赋役令中的岭南户税米》，辛德勇译，《唐史论丛》第3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117] 王承文：《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唐代南选制度相关问题的新探索》，《唐研究》第1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3—153页。
[118] 河原正博：《漢民族華南發展史研究》，第229—253页。
[119] 王承文：《唐代北方家族与岭南溪洞社会》，第373—414页。
[120]《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第810页。
[121] 桑原骘藏：《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黄约瑟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