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动态|《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
《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
（本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简介
王承文，湖南常德市澧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理事，香港《道教学译丛》编委，《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编委。主要从事道教经典和道教史、敦煌学、隋唐五代史、古代华南区域史研究。著有《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等。
目錄
序說：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的緣起
一、唐前嶺南區域開發與唐代研究的起點
二、唐代嶺南“文化意象”與歷史真實之間的關係
三、關於中古嶺南“溪洞”和“溪洞社會”的含義
四、對本書的幾點說明以及內容介紹
第一章 唐代嶺南南部“溪洞社會”的重大變遷論考
第一節 中古嶺南南部沿海甯氏家族淵源及其夷夏身份認同——以隋唐欽州甯氏碑刻為中心的考察
一、隋唐欽州甯氏碑刻所見甯氏家族的北方淵源
二、甯氏家族遷居嶺南欽州的原因和時間考察
三、中古欽州的民族源流以及甯氏碑刻所見其家族文化認同
四、中古嶺南“漢族移民後裔”身份認同的矛盾及其原因
五、結語
第二節 唐代“南選”制度與嶺南溪洞社會的重大變遷
一、六朝以來嶺南“溪洞豪族”與唐初“南選”實施的背景
二、唐代“南選”的範圍以及以桂州為中心的嶺南“南選”
三、唐代“南選”制度與嶺南溪洞豪族的衰滅
四、結語
第三節 唐代“南選”制度相關問題新探索
一、唐朝創設“南選”相關記載的沿革與辨析
二、唐代“南選使”的兩種來源和監察問題辨析
三、唐代“南選”與嶺南道和黔中道“溪洞”社會的關係辨析
四、唐代福建地區的“南選”問題辨析
五、唐代嶺南道“南選”與“北選”範圍的劃分及變動
六、唐文宗時期嶺南等地“南選”制度的變動和終結
七、“南選”終結後唐朝對嶺南土著官員的繼續選任及其原因
八、兩宋時期對嶺南本土官員的繼續選任及其原因
九、結語
第四節 唐代嶺南地區的奴婢問題與社會變遷
一、唐代嶺南地區奴婢盛行的原因和來源
二、唐朝嶺南奴婢的使用和對北方貢奉
三、唐朝中後期推行的限奴措施與嶺南社會變遷
四、結論
第二章 隋唐碑刻所見中央王朝對交州地區的經略及其影響
第一節 南朝隋至唐初中央王朝與交州關係論考——以越南现存《大隋九真郡宝安道场之碑文》為中心的考察
一、《大隋九眞郡寶安道場之碑文》錄文與九眞黎氏家族的北方淵源
二、九眞郡黎氏家族在梁武帝中期崛起的原因
三、梁末至陳朝交州的形勢與九真黎氏家族
四、隋朝在交州和海外的經略及其與九眞黎氏家族的關係
五、隋末至唐初交州的形勢與九真黎氏家族的衰落
六、九眞黎氏家族在唐以後的重新崛起
七、結語
第二節 越南新出隋朝《舍利塔銘》及相關問題考釋
一、隋代《舍利塔銘》在越南的出土及其錄文
二、越南新出《舍利塔銘》與隋文帝仁壽元年舍利塔的建造
三、越南新出《舍利塔銘》與隋文帝仁壽年間交州的政治形勢
四、結語
第三節 晚唐高駢開鑿安南“天威遙”運河事蹟釋證及推論——以裴鉶所撰《天威遙碑》為中心的考察
一、裴鉶所撰《天威遙碑》及其文本的流傳
二、關於唐朝“天威遙”的名稱和確切地點
三、漢唐安南海上通道狀況與高駢開鑿“天威遙”的背景
四、碑文所見“天威遙”運河開鑿與北部灣沿岸“雷神”信仰
五、高駢與道教的關係以及火藥在“天威遙”工程中的使用
六、後論
第三章 晉唐時代嶺南地區金銀生産和流通論考——以敦煌博物館所藏唐天寶地志殘卷為線索的考察
第一節 六朝時期嶺南地區金銀生產和流通論考
一、引言
二、六朝時期嶺南地區金銀生产和流通的形成
第二節 唐代嶺南地區金銀生産的重要發展
一、嶺南作為唐朝最主要金銀來源地的形成
二、唐代嶺南各地金銀生產的重要發展
三、唐代嶺南金銀生産與地方政治和社會的關係
第三節 敦煌本唐天寶初地志與嶺南銀錢流通和商品經濟發展
一、敦煌本唐天寶初地志與金銀在嶺南的貨幣職能
二、敦煌本唐天寶初地志與金銀和銅錢在嶺南的同時流通
三、敦煌唐天寶地志中公廨錢設置與嶺南商品經濟的發展
四、後論
第四章 唐代北方家族與嶺南社會變遷論考（上）
第一節 唐代北方家族與嶺南地域文化意象嬗變論略——以唐代張九齡和粵北始興張氏家族為例
一、唐代嶺南粵北始興張氏家族的淵源和崛起
二、唐宋時期圍繞張九齡有無後嗣的爭論
三、宋代君臣對張九齡的高度評價及其原因
四、張九齡在嶺南地域文化意象嬗變中的意義
五、結語
第二節 唐代嶺南籍宰相姜公輔和劉瞻新考——兼論唐代北方家族與嶺南地域文化的關係
一、姜公輔家族來源及其主要事蹟辨析
二、唐代嶺南籍宰相劉瞻及其家族考證
三、餘言
第三節 唐代流放和左降官制度與北方家族移民嶺南論考
一、唐代流放制度與北方家族向嶺南移民
二、唐朝左降官制度與北方家族向嶺南移民
三、從唐代部分流人和左降官後裔看兩種制度對嶺南的影響
四、結語
第五章 唐代北方家族與嶺南開發和社會變遷論考（下）
第四節 唐後期北方家族移民與嶺南社會文化發展
一、唐“安史之亂”後北方家族向嶺南移民
二、晚唐以後北方官員士大夫向嶺南的遷徙
三、廣州孔氏族譜中所見晚唐北方家族遷移嶺南考
四、唐後期北方家族移民與嶺南開發和文風的形成
五、唐代後期嶺南科舉進士登場與文化發展
六、結論
第五節 再論南漢王室的族屬和來源
一、引言
二、《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碑》與南漢王室的族屬
三、南漢劉氏家族南遷及其與福建和嶺南的關係辨析
四、對南漢王室“大食人後裔”說和“封州蠻酋”說核心論據的重新辨析
五、結論
第六節 南漢王朝與北方家族關係新證——以《王涣墓志》和《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碑》為線索的考察
一、“梯山航海，募義歸仁”：南漢王朝對北方官員士大夫的招納和重用
二、北方家族對南漢政治和文化的重要影響
三、結論
第七節 唐五代北方家族向嶺南移民的重要影響
第六章 唐代房千里《投荒雜錄》與嶺南南部沿海社會文化的變遷
第一節 唐代房千里及其《投荒雜錄》考證
一、房千里生平事蹟與《投荒雜錄》的年代
二、有關房千里為五代十國時期南漢人觀點的辨析
三、房千里相關著作考
四、結語
第二節 論唐宋嶺南嶺南南部沿海的雷神崇拜及其影響——以唐人房千里所撰《投荒雜錄》為起點的考察
一、唐代嶺南南部沿海雷神崇拜高度興盛的歷史背景
二、從“陳義”到“陳文玉”：雷州本土人格化雷神的來源及其演變
三、唐代中後期雷州半島本土雷神和外來雷神的關係
四、唐宋雷州半島有關雷神的神跡崇拜和祭祀禮儀
五、晚唐及以後中央王朝與雷州半島雷神崇拜的關係
六、從唐宋嶺南民間祠祀看古代中央王朝“神道設教”的意義
七、結語
跋語
我的這部書稿，是對自己過去30年來從事中古環南海區域史研究的總結。這樣一部再普通和平凡不過的書稿，竟然前後耗費了人生中精力最旺盛的整整30年時間，這在學術理念和方法不斷推陳出新、學術成果和進展日新月異的今天，我的這種研究路數不但顯得很不合時宜，而且確實應該為自己的駑鈍、拖遝而感到愧怍和汗顏的了！
1987年8月，我結束了在湖南北部澧縣一所山區中學五年的教書工作，來到廣州中山大學，跟隨姜伯勤教授攻讀隋唐史研究生。中山大學有陳寅恪先生和岑仲勉先生所開創的隋唐史研究傳統。姜伯勤先生治學範圍很寬，尤其是在敦煌學研究領域成就卓著。而我所選定的題目則是唐代嶺南區域史研究。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國內區域史研究尚屬起步階段。至於唐代嶺南區域史，則更是一個非常邊緣而又冷僻的課題。三年研究生期間，正逢社會上商潮漸湧，再加上所謂“腦體倒掛”，因此真正熱愛歷史學專業的人並不多。然而這種讀書機會對我來說卻顯得非常難得，我也倍加珍視，甚至可以說達到了夙興夜寐、焚膏繼晷的程度。當時在歷史系研究生中有一種說法，說我是中大研究生院最勤奮的學生之一。
1990年6月，我參加碩士學位論文答辯，答辯地點在歷史系辦公室二樓會議室，那是一幢位於中山大學東北區的小樓。當時歷史系的博士生還非常少，因此碩士生的答辯就顯得很鄭重，學術氣氛也很濃烈。我的學位論文題目是《唐代嶺南文化的崛起》。至今仍很清晰地記得當時答辯的場景。答辯委員會的老師是：蔡鴻生先生、姜伯勤先生、胡守為先生、湯明燧先生、曾慶鑒先生。答辯秘書是陳春聲先生。還有邱捷先生、劉志偉先生等多位教師以及不少研究生旁聽。我的論文獲得了很不錯的評價，也是當年全系唯一被評為“優秀”等級的碩士學位論文。答辯後就有幾位老師建議，抓緊時間做一些修改，爭取早日正式出版。
然而後來的經歷卻並不是我當初想像的樣子。1990年7月畢業留系工作。嗣後，嶺南區域史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逐漸變成了相當熱門的話題，各種論著大量出世。而我所做的唐代嶺南區域史研究，其實也有多次可以結集出版的機會，之所以延宕至今，最主要的原因是隨著自己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和研究的深入，越來越覺得自己原來論文的初淺和簡陋，而當初對唐代嶺南區域史的很多認知和設想，都逐步被我自己徹底顛覆了。現在的這本書稿，可以說沒有當初的痕跡了。回首過去的三十年間，我認為自己在幾個方面做了比較多的努力，當然，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這本書稿花費時間如此之長的主要原因。
一是相關歷史資料的開掘和搜集有相當大的難度。如所周知，中古時期的嶺南遙在五嶺之南，堪稱炎徼荒裔，名物茫昧，正史和典章著作中的相關記載非常匱乏，而其它文獻資料中的記載也高度分散。因此，如何在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典籍中將那些高度碎片化的史料開掘出來，然後通過各種專題研究去復原一個個歷史事實，揭示歷史真相，確實是一項非常困難亦極富挑戰性的工作。對此我是不遺餘力的。也可以這樣說，這三十年的時間和精力，其實大量都花在了歷史資料的發掘上。至於史料蓃集的範圍，從時間上來說，並不局限于唐代或中古時期；從地域空間來說，並不局限於嶺南這一特定區域；從史料類型和來源來說，可以說是沒有什麼邊界的，舉凡正史、編年史、政書、文集、筆記、小說、詩歌、類書、宗教經典、敦煌文書、石刻碑銘、歷代地理書、地方史志、考古資料、民間文獻、域外文獻與碑銘，還包括實地考察，等等。因為如果只是局限在某些常見的文獻，所搜集到的資料就必然非常有限，相關專題研究也就根本無法展開。正因為如此，對於各種資料中那些非常零星的片言隻語，亦務求做到細大不捐，乃至竭澤而漁。此外，則是加強對一些重要資料開掘的深度。例如，一部清人所編的《全唐文》，我就很完整地讀了四遍。每讀一遍都能有新的收穫，一方面可以將原來未曾注意的某些間接史料挖掘出來。因為許多資料只屬於間接史料，需要多次輾轉，才能在專題研究中用得上；另一方面則加深了對相關史料之間內在關係的認識。自晚清以來，在中越兩國所發掘的隋唐五代石刻碑銘以及敦煌文書等相關資料，其價值就顯得特別突出和重要。在歷史資料的處理方面，則在較大程度上參照了宋代史家司馬光編《資治通鑒考異》的方法，將各種史料做成長編，進行分類、排比、考證，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然後在此基礎上形成各種專題研究。也正因為如此，我的某些論文從最開始準備到最後完成發表，時間跨度長達二十多年。以上這些做法，對於從事資料豐富、時代也比較晚近的歷史研究的學者來說，很可能會覺得難以理解，也不一定有這樣的需要，然而對於中古嶺南區域史這樣非常邊緣冷僻、資料本身又十分匱乏和分散的課題來說，我認為又非常必要。
二是所關注的問題和研究的範圍逐步擴大。首先是從唐代嶺南某幾個特定地區，逐步擴大到中古時期整個嶺南以及與嶺南相關的其它地區；其次是從某些特定的問題，逐步擴展到中古嶺南區域史的各個方面；最後是歷史認識的層次，也從最初就嶺南而討論嶺南，到逐步有意識地把唐代嶺南區域史看成是整個唐朝歷史乃至中國古代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最後這一點，使我對中古嶺南區域研究的學術意義也有了不同的認識。自秦漢以來，嶺南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環境，一直就是中國疆域內一個極具特色的政治經濟文化區域，並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有其重要而特殊的意義。從縱向來看，唐代嶺南既賡續了自秦漢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整體趨勢，又有非常重要的發展和變化，並因此在嶺南兩千多年開發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從橫向來看，唐代嶺南既代表了中國南方廣大地區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和差異性，又深刻地反映了南方各地區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因此，唐代嶺南區域史的相關問題，既要置於整個唐朝和中國古代史的背景中來討論，也應該置於近一百年來國內和國際學術發展的背景中來考察。
三是對自己已發表和未發表的研究做反復修改。史學家嚴耕望先生在其名篇《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發表之後所做的多次修改和補充，堪稱是史學研究中精益求精的典範。不過，這種做法對我來說，不如說只是自己多年以來所形成的一種習慣。1996年，我在北京大學出版的《唐研究》第二卷，發表了《唐代北方家族與嶺南溪洞社會》一文。1998年，中國史學會和《歷史研究》編輯部、《中國史研究》編輯部在全國範圍內評選“中國古代史優秀論文”，我的這篇論文有幸成為8篇獲獎論文之一（見《歷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1期）。同時獲獎的還有時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的高敏先生、中國宋史學會會長朱瑞熙先生。能夠與這些前輩學者一起獲獎，對於出道並不太久的我來說，不能不說也是一種激勵。當時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輩學者對我說，這篇獲獎論文就應該保持發表時的原貌，即使發現有錯誤也不要輕易改動。不過，我還是認為學術探索永無止境，而且隨著相關研究的擴展和深入，越來越覺得無論是資料的開掘，還是學術觀點的完善，這篇論文需要改進和補充的地方還有許多。因此，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這篇獲獎論文從未停止過修改，而且恰恰是我修改得最多的一篇論文。本書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就是以這篇論文為基礎改寫而成的。而其篇幅也從最初的三萬多字，已擴充到了這本書稿中的二十多萬字了。
四是我在漢唐道教經典和道教史研究中，也投入了不少時間和精力。1995年，我開始從敦煌道教文書入手，進入漢唐道教經典和道教史研究領域。從1996年3月開始，我又跟隨姜伯勤先生攻讀在職博士學位。至1998年12月，以論文《敦煌道教古靈寶經文書研究》完成答辯。早期道教是近百年來國際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其研究的難度很大，也極富挑戰性。迄今為止，我在國內外發表了數十篇研究論文，出版了《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中華書局，2002年）和《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等論著，在國內外學術界得到一些好評。漢唐道教與中古嶺南區域史是兩個並不相關的領域。早期道教經典和道教史研究，側重于對經典文本以及古代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和心靈歷程的探討；而中古嶺南區域研究則更側重於對古代國家制度和社會生活的探討。這兩種研究的思維和方法亦不盡相同，但是在學術的根本上卻又是相通的。首先是兩者都強調要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我在道教研究中也有做資料長編的習慣，並且認為早期道教教義思想等問題也可以這樣做。這種方法看起來比較笨拙，徵引難免有些繁瑣，行文也可能比較艱澀，然而對於史料高度匱乏，而史料解讀本身又極易引起紛爭的早期道教研究來說，卻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其次是兩者都強調要從關鍵問題入手。史料蓃集和整理並不能直接等同于史學研究。史學研究還要追尋歷史的內在邏輯，並盡可能地把實證研究與理論詮釋有機地結合起來。這麼多年，我的關注點始終在漢唐道教和中古嶺南區域史兩個領域中不斷轉換，也可以說從未放鬆過對中古嶺南區域史的探索。而這一點亦使我的道教研究與目前國內外不少道教研究者有較大的不同，或許我內心也更認同自己就是一個中古史的研究者。
需要指出的是，這本書稿中的主要內容，已經在《歷史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國史研究》、《文史》、《唐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學術研究》、《中山大學學報》、《人文雜誌》等一些境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過。在書稿的形成中，也沒有特意追求內容的完整性以及體例的系統性。這一點亦緣於我從一開始就不太希望寫成一般常見的區域通史性著作。此次作為一部專門書稿結集，一方面對所有內容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補充，另一方面則對相關專題作新的整合，以盡可能使之成為一部既有專題和實證研究特色，同時又具有內在聯繫的書稿，庶幾能從更深的層面揭示唐代嶺南區域歷史發展演變的歷程。
唐朝是中國古代最為璀燦奪目的篇章。我能夠與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結緣，不能不說是一種人生的幸運。少年時代精神生活比較閉塞和沉悶，然而卻又很是“心系遠方”，於是文學就成了心中的摯愛。唐人的心胸和眼光都是極其開闊而遠大的。當年吟誦唐詩，唐朝的意象大概就在心中開始萌發和潛藏了。黃河白雲，漲海南天，大漠孤城，胡天飛雪，確實讓人讚歎流連，心馳神往。而我對唐史的研讀以及對中古嶺南的認知，恰恰也是通過讀《全唐詩》開始的。
在燦若星辰的唐代詩人中，其實有很多都與嶺南有著不解之緣。然而，唐詩中的嶺南卻是唐帝國遼闊疆域內一個最遙遠險惡也是最神秘陌生的地方，而嶺南意象也蒙上了無比淒厲的色彩。我們試舉一些到過嶺南的官員兼詩人的詩來看看。沈佺期稱：“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土地無人老，流移幾客還。”（《入鬼門關》）楊炎稱：“一去一萬里，千之千不還。崖州何處在？生度鬼門關。”（《流崖州至鬼門關作》）宋之問稱：“孤舟泛盈盈，江流日縱橫。夜雜蛟螭寢，晨披瘴癘行。潭蒸水沫起，山熱火雲生。猿躩時能嘯，鳶飛莫敢鳴。海窮南徼盡，鄉遠北魂驚。泣向文身國，悲看鑿齒氓。”（《入瀧州江》）張均稱：“瘴江西去火為山，炎徼南窮鬼作關。從此更投人境外，生涯應在有無間。”（《流合浦嶺外作》）柳宗元稱：“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別舍弟宗一》）韓愈稱：“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韓愈又稱：“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鱷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瀧吏》）李紳稱：“天將南北分寒燠，北被羔裘南卉服。寒氣凝為戎虜驕，炎蒸結作蟲虺毒。周王止化惟荊蠻，漢武鑿遠通孱顏。南標銅柱限荒徼，五嶺從茲窮險艱。衡山截斷炎方北，回鴈峰南瘴煙黑。萬壑奔傷溢作瀧，湍飛浪激如繩直。千崖傍聳猿嘯悲，丹蛇玄虺潛蜲蛇。”（《逾嶺嶠止荒陬抵髙要》）李德裕稱：“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登崖州城作》）陳陶稱：“博羅程遠近，海塞愁先入。瘴雨出虹蝀，蠻江渡山急。常聞島夷俗，犀象滿城邑。”（《番禺道中作》）
我們還可以列舉幾位從未到過嶺南的詩人的詩來看看。元稹稱：“洞主參承驚豸角，島夷安集慕霜威。黃家賊用鑹刀利，白水郎行旱地稀。蜃吐朝光樓隱隱，鼇吹細浪雨霏霏。毒龍蛻骨轟雷鼓，野象埋牙斸石磯。”（《送嶺南崔侍御》）張祜稱：“萬里南遷客，辛勤嶺路遙。溪行防水弩，野店避山魈。瘴海須求藥，貪泉莫舉瓢。”（《寄遷客》）貫休稱：“海上聊一望，舶帆天際飛。狂蠻莫掛甲，聖主正垂衣。風惡巨魚出，山昏群獠歸。”（《南海晚望》）在唐詩之外，我們也能找到非常多與此相類似的記載。
總之，在唐人意象中，嶺南是極其荒遠阻隔的象徵，是異域殊方和化外蠻夷之地，是榛莽未辟原始動物出沒而風物景觀亦光怪陸離的世界，是瘴疫毒蠱流行令人談之色變的絕域，也是被唐人視為畏途的流放地和貶謫地。至宋代甚至宋以後很長時期，史籍中仍充斥著大量類似的記載。長期以來，中外研究者可能受這樣大量而且具有連續性的歷史記載影響，更多關注的就是唐代嶺南原始、蠻荒、靜止、停滯、落後的一面。
我很可能是因為有作為一位“嶺南人”的情感，所以更希望能走進歷史的深處，去探尋唐代嶺南歷史演進的真實軌跡。隨著資料的積累和研究的展開，我對唐代嶺南歷史也有了很不一樣的認識，越來越覺得唐人意象中的嶺南，與真實的嶺南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也越來越認為歷史上中心和邊緣的區分其實並非那麼清晰和重要。從王朝遞嬗、疆域開拓、政區劃分、社會重構、家族遷徙、人口繁衍、財富流動，到文化傳播以及神靈變化，等等，無一不證明唐代嶺南的各個方面，其實都處在急遽而深刻的變動過程中，而且都與整個唐朝歷史甚至唐朝國家的命運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亦證明在原始、蠻荒、靜止、停滯、落後等表像的背後，恰恰是一部開拓進取、變化發展和波瀾壯闊的歷史。因此，我認為應該通過一系列專題研究的形式，從更深的層面揭示唐代嶺南“開發”和“社會變遷”發生的歷史背景、主要表現形式及其深遠影響。
為了更準確也更深刻地理解史籍記載，我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曾經數十次到嶺南各地做實地考察。許多歷史遺址地處交通困難的崇山峻嶺中，或在人跡罕至的邊陲海隅，長期以來，差不多已經被人們徹底遺忘了。因為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的緣故，我習慣於在飛機上從高空俯瞰嶺南的地貌，印象最深的就是嶺南竟然如此多山，在逶迤連綿的山脈之間，蜿蜒的江河和道路又將許多相互隔絕的盆地連結起來。而唐朝與唐以前最不同的地方，大概就是將王朝國家的治理教化，進一步擴大和推行到這些偏遠阻隔的地區。在一千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追隨這個強盛帝國開拓的背影，從被久遠歲月塵封的史籍中尋繹嶺南文明演進的脈絡，內心常常湧起一種既莊重而又豪邁的情感。
古人說十年磨一劍。從當年選定中古嶺南作為學術研究的起點，不覺三十年歲月倏忽已成過往。雖然身處熙攘繁華的南方都市，卻早已習慣了孤燈環堵、守拙自得的書齋生活。如今這部書稿即將付梓，內心並沒有什麼欣喜之情，反而平添了些許波瀾。雖然可以捫心自問，自己確實已經盡力了，然而囿於歷史資料等條件的限制，需要改進的地方應該還有很多，對此也惟有在今後繼續努力了！
需要感謝的人很多，特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榮譽學部委員張澤咸先生，武漢大學朱雷先生、凍國棟先生，北京大學吳宗國先生、榮新江先生，清華大學侯旭東先生，等等，都在不同時期給予過幫助。劉凱博士、羅亮博士、付豔麗博士以及博士生豆興法同學等，在資料校對方面給予了説明。本書責任編輯徐真真編審以極其嚴謹負責的精神，糾正了書稿中的不少疏誤。而我妻子陳娟女士和兒子王雁澤也在諸多方面給予了大力幫助。
最後還要指出的是，在本課題研究過程中，我曾經多次得到過社科基金的支援，其中包括由我自己主持的199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08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13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2016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1998年至2006年期間，還數次得到過香港中山大學高等學術研究中心基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