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鳳苞往來書信》整理説明
《李鳳苞往來書信》整理説明
一
李鳳苞（1834-1887），字丹崖（另说字海客，號丹崖），原籍江蘇句容，出生於江蘇崇明縣（今屬上海），咸豐三年（1853）通過崇明縣院試。因爲史料闕如，李鳳苞三十多歲之前的經歷並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科舉不順，止步於縣學增生。但他“博覽經史，尤精曆算”[1]，对天文、地理、兵法、音韵等各門學問有異於常人的兴趣。自鴉片戰争後，歐風影響中國，尤以沿海爲大。崇明位於長江出海口，李鳳苞早歲應已開始接觸西方事物。其自幼究心天象，讀《甘石星經》《丹元子》《步天歌》等，稍長即精研數理並“研究泰西新法”，“凡地理、兵法，下至風角、壬遁、劍術、醫藥、卜筮，旁及金石、碑版、篆隸、音韻，靡不通曉”[2]。
同治初年，因繪製《崇明縣圖》得到江蘇巡撫丁日昌的賞識。丁氏出資助李鳳苞捐納得官[3]，並派其參與江蘇省輿圖局。自此，李鳳苞開始其參與洋務事業的歷程。同治九年（1870）丁日昌丁憂離職，將李鳳苞推薦給兩江總督曾國藩。同治十年（1871）曾國藩委任李鳳苞襄辦江南機器製造局局務，並命李鳳苞負責《地球全圖》的譯製、刊刻事務[4]。其後李鳳苞曾一度負責吳淞砲臺工程局，並長期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擔任“筆述”職務。期間與洋員金楷理（CarlTraugott Kreyer）等合作譯出《行海要術》《兵船砲法》《營壘圖説》《布國兵船操练》《各國交涉公法论》等書；1872-1876年間又與金楷理合作先後繙譯了近十種克虜伯（Krupp）火砲相關的書籍。可見此時李鳳苞已有相當的西文基礎及西方科技、尤其是軍事方面的知識，爲日後出洋及購器、購械、購艦打下基礎。
光緒元年（1875）李鳳苞隨丁日昌至天津謁見李鴻章，開始受知於李鴻章。五月，在總理衙門上報的出使儲備人才中，名列第二（依次是：主事陳蘭彬、員外郎李鳳苞、編修何如璋、知縣徐建寅、道員許鈐身、典簿葉源濬、編修許景澄、主事區諤良、同知銜徐同善)。十月，接任福州船政大臣的丁日昌將李鳳苞調至福建，任船政總考工。光緒二年（1876）四月，李鳳苞因丁母憂銷差奔喪，回到崇明。
光緒二年六月，李鳳苞被召至天津與李鴻章會晤，後作爲隨員參加李鴻章在煙臺與英國公使威妥瑪的談判。時清廷擬派生徒出洋，李鴻章、丁日昌認爲李鳳苞是監督一職的“妥員”，期望他在監督學生之餘，同時監視日意格，並且意圖賦予其兼辦交涉的任務。李鳳苞於本年四月曾接手擬定《學徒出洋章程》共三十一條（後因經費等因素，此條例有所修改，最後版本爲同年十一月李鴻章上奏的《選派船政生徒出洋肄業章程》十條），章程中將學生留英與留法並提，“這顯示出洋學生在製造與駕駛方面同受重視”，比之前日意格擬定的章程“可謂相當的進步”。同時，李鴻章期望李鳳苞肩負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訪求圖式及訂購新式鐵甲兵艦。[5]李鴻章曾經多次肯定、稱讚李鳳苞的能力與志向，謂其“學識閎通，志量遠大，於西洋輿圖算術及各國興衰源流，均能默討潛搜，中外交涉要務，尤爲練達，實屬不可多得之才”（《李鴻章全集》[6]第7册，第257頁）；“李鳳苞究心洋務，才識精明，志趣亦甚遠大”，如出洋歷練數年，“將來並可備絕域專對之選”（《李鴻章全集》第31册，第489頁）。
光緒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年3月31日），李鳳苞以監督身份，與洋監督日意格率領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批留歐學生出洋求學。光緒四年（1878）七月，經駐英公使郭嵩燾保舉，在李鴻章等人的極力推動下，清廷下令李鳳苞賞加二品頂戴署理出使德國欽差大臣，經李鴻章等奏請仍兼管學生及採辦軍火。光緒五年（1879）閏三月，上諭“賞候選道李鳳苞三品卿銜，以海關道記名，充出使德國大臣”[7]，正式出任駐德公使。光绪七年（1881），兼任出使奧地利、義大利、荷蘭三國公使。光緒十年（1884）四月，接替曾紀澤署出使法國大臣，協助李鴻章與法國談判。光緒十年九月，續任駐德公使許景澄抵達柏林，李鳳苞交卸使務。光緒十一年（1885）三月左右李鳳苞離德回國，六月抵達天津，與李鴻章多次籌商海軍、海防，八九月間進京，十月份被革職，冬歸崇明，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去世。
李鳳苞身後留下《四裔編年表》《地球圖说》《泰西日記》《西國政聞彙編》《海戰新義》《陸操新義》《李氏自怡轩算書》等著作、譯述，“皆寫定可讀”。已出版的《使德日記》應爲《泰西日記》的一部分，可惜未見後者全豹。另據稱譯成“法律、工藝、海陸軍各科書，計八十餘種”，現有存目四十餘種。[8]
二
光緒三年正月，李鳳苞尚未出洋，天津軍械局劉含芳就寫信委託他到歐洲後，處理留德武弁投訴李邁協的事情，督促該武弁等的學習，同時留心軍備。自此，開始了李鳳苞與天津軍械局負責人的長期通信。雙方的通信經謄抄彙集成《李星使來去信》（因爲是軍械局所編，故李鳳苞的信稱爲來信，軍械局的信稱爲去信），先是藏於金陵大學[9]，現爲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中華書局早年倩人抄録，預爲出版地步。
《李星使來去信》按收發信件的時間先後混合編排，共兩函二十四卷，每卷爲一册，封面貼有題“李星使來去信”的紅簽。自光緒三年正月初五日（1877年2月17日）起，至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1885年9月2日）止，收録了軍械局去信99封（其中有不列號6封），李鳳苞來信154封（其中有不列號7封）。光緒十年四月，清廷任命許景澄爲駐德、法公使，同時令李鳳苞暫署駐法公使，協助與法國談判事宜。此後李鳳苞奔走於柏林、巴黎，抄稿中連續的通信僅至光緒十年八月，之後就是光緒十一年五月李鳳苞回國後處理行李的最後三封來信。去信最後一封是光緒十年二月發出的第九十三號。
通信的另一方主要是劉含芳，前後還有軍械局、製造局各委員如馬建忠、鄭藻如、王德均、許鈐身、顧廷一、水稼軒、吳毓蘭、張席珍等人會銜通信。劉含芳（1840-1898），字薌林，安徽省貴池縣人。1862年與其兄劉瑞芬一起加入李鴻章幕府，一直負責淮軍軍械糧餉，後升遷至道員；1870年隨李鴻章到天津，仍負責北洋的軍械供應，之後長期負責天津軍械局局務；1881年奉李鴻章之命籌辦旅順、威海魚雷營、水雷營，修建船塢，一直是李鴻章的得力助手。
劉含芳長期從事淮軍軍械供應、管理，對假手洋商購買軍火的弊病非常清楚，“自軍興以來，各省購用洋械，所費何只千萬，率皆聽信洋行，或以舊器充售，或以窳質假冒，種種弊端，難以畢舉”（《去信二號》），“各省分購，花樣不齊、膛徑不一，平時造子已屬費力，一朝有事，彼此子彈不能接濟，此將來深切隱憂，所誤非細”（《去信三號》），因此一開始就對李鳳苞在海外代購軍械寄以極大希望。李鳳苞果不負眾望，購買軍火力求價廉器精。與克虜伯廠再三談判，“置辯不休”，最終“再減百分之五”，劉含芳等人喜稱“以後中國購砲，定不致再喫暗虧，公家所益，實非淺鮮”。（《去信四十號》）李鳳苞購買兵槍時多方比較並實地查驗各槍優劣，且要求仿照德國兵部規章，自行派員前往驗收，“百桿中剔去三十桿之多”，逐桿驗過後，又派徐建寅、金楷理抽查。據洋商密臘稱“中國購槍砲向不查驗，購運中國者盡皆剔退之物，此舉大有礙於後日售軍火之洋商矣” （《來信三十七號》）。軍械局同事回信稱許“誠從來未有之事” （《去信三十八號》）。後來交卸離任時，李鳳苞總結稱“弟年來力矯積弊、務收實用者只有每件照官章驗收之一法”（《來信一百四十三號》）。然而李鳳苞尚未離開，當時洋商代購的槍即已聽任廠家發貨，“毛瑟槍五千並無查驗字樣，不必貴使派人相助”（《來信一百四十四號》）。
劉含芳對武備各方面建設極爲關注，舉凡藥庫、彈庫、砲台、兵房、船塢各種建設、儲藏法則條例，操練、裝備等武備各法，魚雷、火藥、槍砲等製造，甚至橡膠產品的工藝，希望能通過李鳳苞取法先進；“務令中國有器並能有法，早能仿造最新之藥”（《來信一百二十九號》）。如劉含芳稱“該國武備、軍儲是何良法，望閣下前往兵部遍看，並採訪章程寄知，以益學識”（《去信五號》），李隨即覓得德國砲隊規制十餘種、武庫藏儲收發章程七八種，擇善者譯出寄回（《來信八十七號》、《來信一百號》、《來信一百二十號》）。種種努力，從來信中所附大量的附件中可以看出。
此數年間，駐德的李鳳苞與天津軍械局劉含芳等人密切配合，一方購械器，譯圖説、制度，一方驗收、分撥，定址設廠、建塢，“考究稽核之權，惟執事是賴；至於内地斟酌損益多寡之需，則〇等是責”（《去信二十四號》），一直關注歐洲先進軍事技術的發展，謀求“最新最良”。李鳳苞從國外傳遞回來的軍械、軍事、製造方面的知識以及採買的各種軍火、設備，可以説是近代中國武備、海防建設規劃現代化乃至整個軍事近代化的重要開端，“具有濃厚德國特徵並與海軍裝備息息相關的裝備、人才、書籍、港口等大規模引進到中國，對中國海軍裝備產生了深刻影響，也促進了德國海軍裝備技術的發展”[10]。
李鳳苞以洋務人才出身，長於考核，且不避勞苦，先充學生監督，與英、法各政府部門、學校、軍械企業各方交涉，後任駐德公使，又兼商務談判、軍火設計、監造、驗收專家，甚至親自駐廠學習、繙譯“魚雷之内景及拆裝各説”，以及其他爲數不少的軍事專業書籍。一身數任，既是李氏本人“性喜考訂”所在，更是“仰副國恩，勉酬知遇”的結果；另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見當時專業人才匱乏、難以適應需要。對軍事裝備、技術、制度的引進消化以及人才的培養，是否、能否有一個全局的設計、籌劃和實施，確實非李、劉個人乃至天津軍械局能力所及；但是後來研究者認爲近代中國海軍裝備建設中“引進結構不合理”、“在武器的購買和引進上帶有很大的盲動性”[11]，本書中亦可見一斑。
雙方來往信函基本爲辦理具體事務，以及觀察和介紹西洋的先進技術及管理手段的譯介，並無空論。此種風格，固是與公函性質有關，另一個原因，應該也與李鳳苞等人更具有技術性官員的氣質有關。李氏《使德日記》亦同，多記録而少議論；郭嵩燾、劉錫鴻等人則因對中西、新舊大發議論而引起社會強烈反響，可見風格迥異。同時，信函不同於日記、游記，更爲即時、真實再現，因日記、游記多爲事後出版，不少爲作者或後人所增删；來往信函更可互相印證、對照。本書且收録有清晰的收發時間，展現出相關事件清楚而連續的過程；亦直觀反映當時海内外的通信條件及其對事務處理的影響，郵遞歷時日久，信息溝通並不及時。緊急時多用電報，所費不貲，亦有舛誤之慮。
李鳳苞在奧地利維也納 (Wien)。
轉引自《從李鳳苞駐德時期的照片說起》，載於《東方早報》2014年9月14日。
三
《清史稿》稱李鳳苞“以在德造艦報銷不實，被議革職”。李鳳苞出洋時間與曾紀澤（1878-1885年）基本同時。曾紀澤的七年被稱爲“個人生命史上極不平凡的七年”，在中俄伊犁交涉及中法交涉事件中，展現了他傑出的外交能力，也爲他在近代史上留下令名。同時期的李鳳苞，在國外時間長達8年多，長期以來，卻只有三個月的《使德日記》面世，再無其他。郭嵩燾、曾紀澤、張德彝等人日記中屢見其蹤跡，但少深入記述。鍾叔河肯定“他的地理和國際知識比較豐富，也懂得外交”，認爲《使德日記》的文史價值是比較高的，但認爲“其政治見解和個人品格都不能和曾紀澤相比”[12]。中外物議、徐建寅《歐游雜録》中有意無意的掩蓋及與此相關的“報銷不實”案，使李鳳苞貪污軍費的負面形象流傳更廣、影響更大，“同時也將李鳳苞的其他貢獻一併抹煞”[13]。
本書以第一手的的材料，展現李鳳苞這數年間在歐洲的一部分經歷以及天津军械局、機器局對北洋軍事建制、軍火工業、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建设，尤其是鐵甲艦的訂購，來往函件詳細記録了李鳳苞、徐建寅帶領船政學堂學生考察各國船廠、砲廠、鋼廠，對各方面的考察、衡量及學習，以及兩艘鐵甲艦從報價、議定到監造，直到最後驗收的過程。不僅如實反映李本人的作爲，足徵俞樾對其“有猷、有爲、有守”之贊；即對晚清外交、軍事、洋務、中外交流史方面，都良有補充，也可以反映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早期洋務及外交官員的一部分面貌。[14]
李鳳苞以捐員身份入仕，幾年時間至賞二品頂戴、三品卿銜，駐德國公使，手握鉅款，採買軍火，難免招人疑嫉。他招致幾個方面的攻擊，其一是赫德、金登幹等人以及英國軍火商。早在光緒六年（1880）十月，流言已傳入李氏本人耳中，克鹿卜派往天津的滿志豪生，返德國後與陳季同言“天津節署、道署、上海道署俱有蜚語，謂弟常與商人來往，購辦不盡核實”，“大約即施米德等懷忌造言，或各省採辦員弁因失利藪，而爲此謠也” （《來信五十四號》）。光緒七年四月密臘來説“中國不喜李某經辦”（《來信七十五》），劉含芳斥之“甚爲不經”（《去信六十七號》）。赫德和金登幹則從一開始就對李鳳苞插手購械深爲不滿，並百般掣肘，李鳳苞身邊的繙譯博郎即是赫德的密探。博郎由赫德通過金登幹推薦給劉錫鴻[15]，後來隨李鳳苞到駐德公使館。李鳳苞倚爲軍火採辦的得力助手，稱“博郎謹慎勤能，華員中實無其匹”，“駕馭得宜，極爲應手，詢問查采，實全賴之”，然而博郎經常聲稱這些事金登幹就能勝任，且“公使不便兼理採辦”，導致李一度不想經理採購（《來信二十四號》）。光緒五年九月博郎辭職，李鳳苞奏調金楷理來接替工作。
其二是朝廷中借彈劾李鳳苞來達到其攻擊李鴻章目的的官員們，他們指責李鳳苞出身微賤，爲一“負販小夫”鑽營而來，在外洋裝學外夷，不遵定制，及狎妓出游，恣情佻達。而鐵甲艦遲遲不能回國服役，更引起朝廷上下不滿。李鴻章、李鳳苞、徐建寅、刘含芳他們極力籌劃建成、在當時可算國際先進水平的兩艘鐵甲艦，因中法關係緊張，在德、法兩國的威脅及有意拖延中，遲遲無法駛回中國，李鴻章電告“朝議頗責閣下不能將鐵艦駛回”（《李鴻章全集》第21册，第115頁），隨即李鳳苞被參“藉鐵艦延宕，嗜利玩公，爲再行留任地步”（《李鴻章全集》第21册，第117頁）。光緒十年（1884）五六月間孤拔率法兵艦在馬尾終日威嚇，李鴻章以“北洋輪船皆小，本不足敵法之鐵艦大兵船”，“若一抽調，旅順必不能保”，拒絕將北洋軍艦抽調支援（《李鴻章全集》第21册，第202頁）。七月馬江一戰，福建水師一敗塗地。鐵甲艦遲遲未能駛回，失去一次可以參與實戰、本應發揮驗證其作用的機會；後是在歐洲日新月異的軍備競賽、技術高速發展的形勢下，因無法得到裝備更新及有效維護，導致在1894年中日戰争中已是在武器的世代上落後於人。
其三就是徐建寅（仲虎）的作弄。李、徐兩人關係始於同事朋友，一度是黃金搭檔，最終反目成仇，不能不讓人歎息。内情如何，長時間不爲人知，徐《歐游雜録》中偶吐心聲，但多有隱晦，就如考察各國工廠，多由李主導、徐同行，然《歐游雜録》中卻往往只徐一人。
徐建寅爲徐壽第二子，父子與李鳳苞都長期共事於江南製造局。徐氏在製造局參與繙譯了大量化學、造船方面的書籍，並相繼在天津製造局、山東機器局任職，研製船械、軍火，成績不小。光緒五年（1879）李鳳苞舉其前來德國使館任參贊，對其深抱希望，來信中再三提到“俟仲虎來商”。光緒五年十月徐氏抵達柏林後，兩人在歐洲各國，或共同參觀，或分頭進行，對各國水師及軍工、船艦各廠進行了深入的考察。然而兩年後，光緒七年（1881）閏七月徐建寅“借閲操事，頓掀大波，堅請銷差”（《來信八十三號》），兩人最終反目成仇。徐與陳季同、魏翰等人長期不和，所謂“閲操事”，可能因陳季同而起。而李鳳苞出差期間，未將駐德使館事務交待給參贊徐氏，徐嘆“重洋僕而輕華員，不亦異哉” （《歐遊雜録》光緒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種種跡象，本書與《歐遊雜録》比對，則隱約可尋。
徐建寅憤而回國後，或許因仕途不順，“聞引見似辦不成，恐亦難免遍告廷僚耳”（《李鴻章全集》第33册，第110頁）；光緒八年（1882）正月徐到天津，就傳出李氏採購軍械時“其付價，明扣五釐之外，尚有暗扣一釐”的言論。劉含芳告知“是疑芳與執事通同舞弊者也”（《去信七十三號》），李鳳苞立刻回信“承示仲虎竟有克鹿卜明扣五釐、暗扣一釐之説。此間每有訂購，必邀參贊在座，繙譯傳語，信札存案”（《來信一百四號》），要求徹查，態度堅決。
隨後徐建寅在不同場合宣稱此事，“仲虎昨言克鹿卜規條，凡每年向該廠訂購各項，如過一百萬馬交易者，更讓百分之一”（《去信七十七號》），“聞城北公在津污蔑更多，竟有鐵艦等件無不作弊之説，居然有垂聽之而傳述者”（《來信一百五號》）。由徐建寅提出指控，在某些官員的有意推動下，“浸潤之譖已遍津沽，信之者當已不少”（《來信一百七號》）。光緒八年至十年，李鳳苞連續數次被彈劾，均因“查無實據”，並未引起嚴重後果。直至光緒十一年七月後，續任駐德公使許景澄、隨員王詠霓關於“濟遠”弊病的言論在朝野傳開，“咸謂苟非李鳳苞勾串洋人侵蝕肥己，必不至船質與船價顛倒懸殊至於此極”。雖經李鴻章等人爲其辯護，但彈劾仍不斷。十月，李鳳苞被革職。直至光緒十五年、二十年仍有人參劾李鳳苞“與洋員金楷理朋比爲奸，侵蝕至百萬上下，‘濟遠’原價三十萬，報銷六十萬”。[16]
李鳳苞屢被彈劾，以致革職，最後抑鬱而終。徐建寅回國後出版其日記性質的《歐游雜録》[17]時，似是有意略去了定遠、鎮遠兩艦的訂購過程中李鳳苞的身影。李鴻章曾去信告知“仲虎每有違言”，“均不必深究”，但認爲鐵甲艦不能僅託付給福建海軍學生，慎重提出“乞執事隨時督同各監工等認真考核，勿任嬉游敷衍，蒙蔽草率”。（《李鴻章全集》第33册，第110頁）光緒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李鳳苞來信中申辯當學生挑剔廠方工料時，自己“每親往復查”，而且徐建寅在的時候就已經不止一次。本書中“攜仲虎”、“帶仲虎”、“與仲虎”的文字更是屢次出現。但在《歐游雜録》中，赴廠考察基本只有徐本人。事實上，從考察各國鐵甲艦優劣到定下德國伏爾鏗船廠、直至造成的整個過程中是李鳳苞在主事，徐建寅是其助手。徐建寅回國後，繼續在軍械製造及繙譯方面做出不小的成績，且思想傾向維新，更於1901年爲研製無煙火藥以身殉職，在近代史上留下令名。於是，在一定程度上成爲其反面的李鳳苞，長期背負污名。
光緒十一年（1885）十月十六日，上諭稱“二品頂戴三品卿銜記名海關道李鳳苞，品行卑污，巧於鑽營，屢次被人參劾，著革職，永不敘用”。 [18]此後關於李鳳苞的記述，大都視其貪污爲真。近年的研究，漸漸提出異議。[19]
四
李鳳苞來信基本都呈送李鴻章，劉含芳稱“凡執事所來公函，件件皆呈相閲，以代面談”（《去信三十七號》），李鴻章有時直接在來信中批示。光緒五年十月十七日李鴻章《覆總署 統籌南北海防》函中提及“適接丹崖八月初十日來書”（《李鴻章全集》第32册，第493頁），應即本書中《來信二十四號》。李鳳苞與李鴻章的直接通信也可謂頻繁，如光緒六年十一月至七年四月即有十封函件匯報各情（《李鴻章全集》第33册，第45頁）。從本書可以看到，除天字號通信外，還有順字號、吉字號等來往函件。這些函件以及致李鴻章函件，俱都散佚。2008年出版的《李鴻章全集》中收有不少致總署及李鳳苞、劉含芳、劉瑞芬等人的信函，内容彼此相關，正可互相參照。本書中對各批軍火的詳細報告，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北洋海軍建設初期的相關數據。
因爲是與天津軍械局的通信，本書中對李鳳苞作爲駐德公使（後來又兼三國公使）的活動[20]也有所涉及，如他對於各種賽珍會（即博覽會）的關注，可見其對技術及商業方面頗有眼光獨到之處，但爲數不多。光緒六年二月李鳳苞致函李鴻章，“暢論中外形勢及歐洲各國隱情，非親蒞其境目擊其事者，不能言之切實如此”，並提出“延西員以精練陸兵，復練船以培養水軍，整學館以提倡實學，增船械以儲備戰具，而又整飭吏治，固結民心，選拔真才，裁節冗費，酌改科目，沙汰額兵，暢通商運，籌劃生計”等自強之策（《李鴻章全集》第32册，第550頁），亦可見其數年游歷海外、與各國官民上下交涉受到的觸動。
星軺日記需定时寄回總理衙門，本書中《來信二十四號》中有“由四弁帶呈冬季日記二本”，“一本呈政，一本乞轉呈節相擬正。本年日記尚未録清”語，此冬季日記應即後來的《使德日記》。《使德日記》[21]僅光緒四年十月初二至年底三個月的記録，已見其關注外國事物涵蓋面之廣。本書收録之信函，正可與該日記互相印證，特將《使德日記》重新校對、標點，作爲附録一併出版。
《使德日記》中對是年發生的英阿戰争、俄土之盟有不少敘述和討論。李鳳苞身在外洋，親身體會歐洲列強的巧取豪奪，對當時英國宣稱竭力保護中國，借他人之口指出“但恐所謂保護者，不過如今日據居伯魯島以保護土耳其而已”（《使德日記》光緒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光緒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李鳳苞中提及“近日又印成《秘智戰》及《英阿戰》，合成一册”（《來信一百三十五號》），兩者前後呼應，可見其對國際形勢及海戰經驗的持續關注。
本次整理以1895年江標《靈鶼閣叢書》版爲底本，參考1936年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吸納1981年《走向世界叢書》之《使西日記（外一種）》標點本的已有成果，重新標點、分段並加以簡單注釋。某些字，如十月十五日士旦丁“一千七百二十年入於布”一句，江標本及2003年綫裝書局本均作“一千七百二十年入於市”，1936年商務印書館本則作“一千七百二十年入於布”，本書即徑作“一千七百二十年入於布”，不再校註。另收俞樾所撰李鳳苞墓志銘，與崇明島博物館徵集的墓志銘殘碑相校，並標點、分段，作爲附録二。
本書中外國人名、地名頗多，本次整理盡量有所注釋，但限於整理者水平與見聞，力有未逮之處，尚祈讀者批評指正。
本書整理歷時日久，中華書局歐陽紅女士堅持不棄，一直鼓勵，並付出巨大勞動。中山大學李吉奎教授通讀全書，提出不少寶貴意見。安東強博士幫忙從台灣帶回相關研究。孫天覺先生在國家圖書館幫忙查對相關資料。對各位先生給予的幫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於中山大學永芳堂
[1]王清穆修、曹炳麟纂：《（民國）崇明縣志》，民國十三年修、十九年刊，卷十一《人物·宦蹟》。
[2]俞樾：《皇清誥授榮禄大夫二品頂戴三品卿銜記名海關道李公墓志銘》，見本書附録二。
[3]《清史稿》稱“丁日昌撫吳，知其才，資以貲爲道員”。據黃清憲《李公行狀》，李氏先“以增廣生援例充貢”，后“捐候選主事，加捐員外郎，又加捐郎中，改捐雙月候選道”，崇明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李鳳苞——清末崇明籍外交官》，2005年，第77頁。本書《來信一百六號》稱“前於光緒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由丁雨帥代由福建之黔皖協捐局，以雙月員外加雙月郎中”。
[4]《總署收總理船政大臣吳贊誠文》，《海防檔·乙 福州船廠（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版，第689頁。此圖至光緒四年始完工，本書《來信七十六號》稱爲《輿地全圖》。
[5]郭明中：《清末駐德公使李鳳苞研究》，台灣中興大學歷史學系2002年碩士論文，第35-36、39、43頁。
[6]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本文中所引《李鴻章全集》俱爲此版，下文不再一一註明。
[7]《清實録》第五三册（《德宗景皇帝實録（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81頁。
[8]徐兵：《李鳳苞年譜》、《李鳳苞著述存目的作品》，崇明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李鳳苞——清末崇明籍外交官》，2005年，第161、171頁。
[9]抄稿蓋有“金陵大學藏書”章，至於天津軍械局文件何以流落到南京，目前不得而知。南京圖書館亦收藏有定遠艦訂購合同《中國駐德大臣李與德國士伯雷度之伏耳鏗廠兩總辦訂定鐵艦合同》，尚不知兩者有無聯繫。
[10]楊杰：《論洋務運動時期德國對中國海軍裝備建設的影響》，國防科學技術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第1頁。
[11]楊杰：《論洋務運動時期德國對中國海軍裝備建設的影響》，第40頁。
[12]鍾叔河：“待憑口舌鞏河山”——傑出外交家曾紀澤的《使西日記》，載張玄浩輯校：《使西日記（外一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13]郭明中：《清末駐德公使李鳳苞研究》，第141頁。
[14]近來已引起學界注意，如2009年《安徽史學》第5期刊登陳先松《〈李星使來去信〉的發現及其學術價值》、2015年《安徽史學》第2期刊登吉辰《晚清首批留德軍事學生再考——以〈李星使來去信〉爲中心的考察》。
[1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彙編》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16、118頁。
[16]李喜所、賈菁菁：《李鳳苞貪污案考析》，《歷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179-181頁。
[17]該書原刻本無出版年份，應在光緒十七年（1891）之前，因是年出版之上海著易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有該書摘録，凡例稱“欲窺全豹，具有原書”。
[1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上諭檔》第一一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頁。
[19] 2002年臺灣中興大學郭明中的碩士論文《清末駐德公使李鳳苞研究》對此事以資料缺乏，持懷疑態度；2005年崇明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印行《李鳳苞——清末崇明籍外交官》及其他數篇論文亦提出質疑，近者有李喜所、賈菁菁《李鳳苞貪污案考析》（《歷史研究》2010年第5期）爲其辯護。李、賈文依據三艦收支款項的原始清單，從預估價和實際支出分析，並從報價、造價、歸國費用等方面分析考察，提出“三艦的價格已壓至底綫，連與之競争的英國軍火商都難以置信”，威妥瑪在一份報告中曾猜測德國政府在偷偷地負擔軍艦的部分造價，“其目的在刺激重工業，不過實際上還指望增加它在遠東的政治影響”；認爲英國政府及軍火商方面發動對“濟遠”的攻擊，而作爲外交官的曾紀澤、許景澄、王詠霓“缺乏專業訓練，船艦知識貧乏”，故“失之輕率，導致偏聽偏信”。
[20]吳相湘主編、台灣學生書局1966年出版的《駐德使館檔案鈔》，其中李鳳苞任内輯有三册。
[21]《使德日記》歷年出版有1891年上海著易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鉛印本（摘録，未知底本），1895年江標《靈鶼閣叢書》湖南使院刻本（目前所見最早的全本），1897年湖南新學書局《游記彙刊》刻本，民國時佚名輯《游記叢鈔》抄本。1936年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據江標《靈鶼閣叢書》本重新排印，並有某些字眼訂正；後於1985、2013年影印再版。1968年台北《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據江標《靈鶼閣叢書》版影印，後在《近代中國外交史料彙刊》重印。1981年《走向世界叢書》之《使西日記（外一種）》簡體本，據江標《靈鶼閣叢書》版，以《叢書集成》本、《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參校，進行標點、分段。2003年北京綫裝書局《古籍珍本游記叢刊》本，据國家圖書館館藏民國《游記叢鈔》抄本影印，考其内容，有多處塗改，相對於江標《靈鶼閣叢書》版，稍有出入，脱漏不少。2006年學苑出版社《歷代日記叢鈔》本，據《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版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