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动态 | 曹天忠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推介

曹天忠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推介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中国史学发端较早, 发展较速, 至唐朝时期已有完备的史法。此所谓史法, 实为史书编纂之法, 而非后世所称史学研究方法。史学研究方法或史料学, 应为近代以来的观念。按照傅斯年先生的看法, 欧洲历史学至近代始发达,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较言之, 其实中国的宋代史学已具备此方法, 只是元、明、清三朝受制于政治等原因, 中国这种发端较早的史学理念与实践后来没有形成“当代欧洲的局面”[1]3-4。近代中国史学在东学 (日本) 、西学 (欧美) 及中国固有传统的激荡下, 其新趋向之一即是辨析史料的方法愈发成熟。

       近代学人不仅在“史料学”观念层面进展明显, 在“史料学”的教学方面, 亦有卓有成效的实践。如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方法导论》, 即立足于“史料学”来讲述史学研究方法, 将史料类别区分为8对范畴。又如陈垣先生专门开设讲授“史源学”课程。据称史料学“在德国称为史源学”。傅、陈两先生大概均受到德国史学传统的影响。与傅、陈交谊颇深的郑天挺先生在1949年后讲授“史料学”课程时, 专门提到“在苏联有两门新的课程:一为史料学, 一为历史编纂学”, “在苏联每一学科著述, 必须先叙述这一学科的史料与编纂”[2]326。这反映出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讲授“史料学”的新风尚, 即从借鉴德国转向借鉴苏联。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起步较晚, 相关的史料学著述与教学实践较之于中古史而言, 也有一定的差距。1949年以后, 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继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中开设史料学课程, 其取法大概即为郑天挺先生所述的苏联历史学经验。其理论探索与教学实践结集后影响较大者, 以荣孟源先生《史料和历史科学》 (人民出版社1987年) 、陈恭禄先生《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 (中华书局1982年) 两书为代表。后来续作各书, 在史料举要及目录等内容上虽有所扩充, 但在“史料学”层面的拓展似未能超出二书范畴。

       与此同时, 经过近20年来各类学科的建设与调整,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已有较大变化;近代史料的公布和出版, 在数量上、质量上均呈现出“大跃进”式发展。2004年, 有学者曾指出, 近几十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界“总的来说对史料学的研究不甚重视, 亦缺乏深入地给予科学的探讨和解释, 专门的著作亦不多”[3]2。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 这一情况亦无明显改变。或鉴于此, 曹天忠教授新作《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一书, 又提出了“史料学撰写有待提升”的问题, 主张注重“史料学之‘学’”的内涵, “将史料的重要性从原来的工具层面, 提高到方法论的层面, 才能真正认清史料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价值” (第18页) 。

       曹天忠教授, 1964年出生于广西博白, 先后在广西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求学访学, 师从钟文典教授、林家有教授、李文海教授、杨奎松教授等学者,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在amjs澳金沙门151(中国)有限公司任教以来, 已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课程近20年。其间, 在史料学的理论方法和史料解读方面, 又取法桑兵教授研治和总结民国学人治学的取径, 努力将教学实践与理论探索相结合。据作者称, 此稿数易, 不断充实内容, 在师友们的鼓励下终成《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一书, 且纳入张岂之教授总主编的“大学史学研究生系列教材”首批五种之一。可以说, 该书是作者深入理解和贯通前人的研究和经验, 注入自己长期教学、研究经验与心得的重要成果。

曹天忠教授

       作者意识到, 前辈们的史料学专著, 虽各有优点和价值, 但因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较快, 近代中国史料出版较速且类型复杂, 既有论述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所以史料学教材的撰写还有待提升。尤为重要的是,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的研究需要更加系统的整理、更加深入的研究, 以及更多的优质专著, 尤其是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体现学科发展的前沿性与前瞻性的教科书, 以教授历史学初学者一些史料学的知识, 乃至治学的门径。

       作者在选材上偏重通论性史料, “旨在培养学生的通学、通识和通解理念, 并不奢望对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有多大的帮助和作用” (第17页) 。这固然是作者自谦之语, 却也明确指明该书面向的主要是历史学专业本科生、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研究生。因此, 作为先后受惠于作者开设课程的后辈, 我们从普通高校历史学专业学生的角度, 将过往的课堂听讲、图书馆观摩的经验, 结合阅读该书的心得体会撰写出来, 质之当世, 或为其他读者提供一些思路。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划分, 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办最新颁布的学科目录标准, 即以中国近代史时间确定为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现代史确定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并合并中国近代、现代史。据此, 作者将全书涉及内容的起讫时间定为1840年鸦片战争至2016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内容权重的分配方面, 作者也力求合理分配1840—1919年、1919—1949年、1949—2014年各历史时期的史料介绍, 以突破1839、1919、1949年所谓三个“九”关键年头的限制, 明确中国近代、现代史学科演化的来龙去脉。

       全书共计19章, 凡50万字, 各章分别为: (1) 绪说, (2) 近现代史史料的重要性、分类和特点, (3) 原始档案, (4) 国外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档案, (5) 档案的出版与运用, (6) 会议记录、社会调查、考察报告、游记, (7) 日记、书信、函电, (8) 文集、诗歌, (9) 回忆录与口述史料, (10) 报纸, (11) 期刊杂志, (12) (13) 丛书、类书、年鉴、统计资料 (上、下) , (14) 方志、年谱、家谱、族谱, (15) 传记、笔记、野史、小说, (16) (17) 电子化史料和数据库史料 (上、下) , (18) 史料蒐集和整理, (19) 史料考证、解读和运用。

       由此可知, 全书除开头两章和结尾两章讲述史料学的方法论外, 其他15章内容则以各类型史料概述为主, 分别讲述各类型史料的特点和价值。也就是说, 该书努力结合“史料学”著作与“史料概述”著作的优长, 既为高明者指示门径, 又为初入门径者解疑史料的基本分类、整理及出版情况。全书采用这样的体例, 以及分章设节的用意, 大概是作者有鉴于既往“史料学”著作往往面对高明, 而初入史门的学者往往茫然无所措手;“史料概述”的著作又不厌其烦介绍基本史料, 无法吸引高明关注。故而, 全书兼采“史料学”与“史料概述”之长, 而避其短, 可谓是作者的苦心孤诣。

       全书关于“史料学”层面的内容, 分别从学科问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特点、史料蒐集和整理、史料的具体解读与运用等问题着手, 比较侧重方法论的探讨。作者十分重视“史料学”的概念, 以此为着眼点, 讲述了何为“史料”、何为“史料学”, 并梳理之前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撰写及代表性著作, 介绍该书的用力之处和特色。

       关于史料在学理层面的分类, 作者借鉴先贤对史料的分法, 以史料与史事本相关系的疏密程度及距离远近为尺度, 提出了“史料三层级说”, 即内层史料 (最接近或比较接近史实真相的史料) 、中间层史料 (即学术史史料) 、外围层史料 (与所研究问题虽没有直接事实、形式之间的联系, 但有理论、实质、逻辑普遍相关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理论和方法之类的史料) 。作者认为, 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 应该以内层史料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 并甄别真假, 加以综合、辩证, 同时以中间层史料参考比对, 将3种不同层面的史料同时参用, 交错运用, 方可能获得历史的真相和使结论成为定论 (第50页) 。洵为至论。

       从认知史料到辨析史料, 再到解读和运用, 才是“史料学”的终极目标。作者强调需要重视史料“呈现为史料的过程”。不仅仅将史料视为静态的文本, 恰恰是民国以来所谓“史料学派”缺失之处。如果将“史料”作为一种动态的文本, 注意其形成过程, 则更容易把握史料、史实、问题意识之间的固有联系。

       在此意义上, 既往将“史料学”作为历史科学的“辅助课目”, 这显然对“史料学”的学术评价还不够充分[3]2。作者认为, “史料学”之“学”, 是指处理史料本身以及史料与史学研究关系的一种方法论, 是指在史料的层面, 由行之有效的、学者普遍公认的治史经验提升为形而上, 并且将可以操作的带有相当普适性的“中观意义” (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 的原则与方法运用到史料学的研究之中, 从而可以展开新的研究, 取得新的成绩和进展的研究方法论。虽然该书对各种史料的介绍、举要详细而全面, 但是作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是将史料学放在工具化和边缘化的地位, 而是探讨史料方法论, 探索史料学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实际价值, 提供如何处理史料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可操作性的基本方法。

       如果全书纯以“史料学”内容展开, 固然可以追求更高层次的学理探究, 但是作为一本面向大学史学本科生、研究生的教科书而言, 便不免有些曲高和寡了。因此, 全书的主体内容还是分门别类介绍了原始档案、会议记录、社会调查、考察报告、游记、日记、书信、函电、文集、诗歌、回忆录与口述史料、报纸、期刊杂志、丛书、类书、年鉴、统计资料、方志、年谱、家谱、族谱、传记、笔记、野史、小说等各类型史料, 一一陈述其价值与不足, 且列出相对应的基本史料。这也是既有各类史料学著作的常态, 也就是所谓的“史料概述”。

       一般而言, 治学有成的史学家往往喜讲“史料学”, 而不愿意从事“史料概述”之类的著述, 因其多为基础知识, 而难于在学理层面上出彩。虽然作者在“史料学”的论述方面取法乎上, 可是也乐于从事扎实的“史料概述”的梳理。就此而论,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至少为治史学不久、对庞杂的史料还找不到边际、摸不着头绪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查找、阅读史料的线索。作者从事研究、教学工作有年, 收集、整理史料甚勤, 处处留心, 故在书中所列出的史料极为丰富、全面。可以说, 该书不仅是一本教科书, 也是一本指示门径的著作, 为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初学者提供了学习史学的门径。时查阅该书, 大致了解所必须的、极重要的史料, 亦不至于陷入迷津。

       在各类型的史料概述中, 作者虽以基础知识为主, 可是并不满足于知识的讲述, 同样融入一些方法论和学理层面的探究。如对学界比较重视的档案史料, 作者既肯定其学术价值, 也提出任何史料的重要性还须由研究的问题而定, 如研究社会思潮、思想文化等领域的问题, 采用报纸、期刊、文集等史料可能比档案更加有效。

       对于作者最熟谙的报刊史料而言, 作者更是从史料载体、功能等角度, 强调“报刊分离”的问题。因许多史学研究者往往将报纸和期刊杂志连用甚至混用, 大多数著述也将二者合并处理, 称为“报刊”。作者有意区分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在形式上, 期刊较报纸发行间隔长;在内容上, 期刊所登文章篇幅一般较大, 专业性、学术性和思想性比较强;报纸则更偏重社会新闻、日常生活方面内容的登载, 其在信息量方面有较大的优势, 但一般都比较浅显, 显得大众化和通俗化。此外, 二者混杂、“报中有刊”的情况也时常出现。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 史料的呈现方式有了巨大的改变。电子化史料、数据库史料纷纷出现, 使得原本需要奔波多日方可一见的史料, 或是藏之名山难得一见的史料, 或是散见各地难见全貌的史料, 现在只需坐在电脑前动一动手指, 便可全览。这是一种全新的史料呈现方式, 为前贤所不见或鲜见, 故既有史料学著作中很少记述此内容。作者用两章内容论述当下电子化史料和数据库史料, 介绍了其特点、类别以及优点、缺点, 传授了在电子化时代进行高质量史学研究的方法, 列举了重要的数据库和网站, 并附上了简介和网址。这一部分也是作者匠心独具的体现。

       作者指出, 电子化史料和数据库史料一方面具有制作成本低、储量大, 传播快速、检索便利、效率高等优点, 能够推进史学研究方式;另一方面也在版本规范、文字识别、底本质量、期数完整度方面存在问题。此外, 如何解读、运用琳琅满目、层出不穷的史料, 是对史学研究者学术功力的检验和挑战。史料的电子化、数字化使得研究者能够十分迅速地获取海量的史料, 但是, 这也使得研究者往往只是一味找材料, 忽略了放眼看书。悬问题以觅材料, 容易先入为主, 难免偏蔽, 何况以检索之法觅材料, 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

       因此, 作者告诫初学者, 治学要读书法与查资料方法相结合, 以读书法为目标, 做到系统完整、深刻联系、融会贯通。因为运用史料之法不是读一本教科书的某些章节便可掌握, 功夫仍在书外。以读书法做研究的益处, 易知。然而如何在电子化时代的海量资料中、在学业时长严格限制的情况下读书、读史料, 看到全局, 得出头绪, 方难。这无疑是作者针对当下史料大幅度的更新情况和初学者的浮躁心理, 为后辈学人指引了一种门径。

       总体而言,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专著。该书在学科、理论、方法等层面的思考与探索, 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史料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更上层楼。至于教学实践层面, 该书也结合了最新出版的“新史料”和电子化、数字化的史料, 对中国近现代史史料进行了新的梳理和论述, 并对读者提示了一些方法论层面的指导。这不仅对初入史门者极具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对于从事史学研究、教学的学者也有不同程度的启发意义。

       需要特意说明的是, 全书在举要史料时有所偏重:一是全书偏重通论性史料, 其原因在于回应当下史学界强调历史学整体性、呼唤会通的历史学发展趋势, 也有针砭史学教育和研究生培养时弊之意, 希望初学者不宜“过早进入专门”。二是在举要专门性史料时, 以教育史史料集、教育界中人的资料为多。这些史料的重要性固然不言而喻, 或给读者一点有所偏颇的观感。实则是作者有意扬长避短, 以其长期浸淫的近代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史料与问题为例, 不仅能够藏拙, 而且可以恰当揭示史料、史事与问题意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以史料功夫和考订绵密见长的陈垣先生曾称“史料愈近愈繁”。中国近现代史史料本就可以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等词语来形容。作者也概述中国近代史史料有“多”和“原”、“详”与“新”、“散”与“乱”、“读”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人蒐集和整理史料的努力、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必然还会有更多“新史料”面世, 还会有更多史料得到电子化、数字化, 甚至会出现我们当下无法预想的更加便利、快捷且对史料原件无损的处理方式。这就需要史学界不仅对史料的动态多加关注, 及时更新, 更应当反思如何将“史料学”的水准提升到与史料总量相匹配的程度。

参考文献

[1]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2]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M].北京:中华书局, 2002.

[3]乔万敏, 俞祖华, 李永璞.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本文原名《史料概述与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评述》，刊于《晋阳学刊》2018年第2期，第142-145页。本公号已获作者授权更名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