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动态｜《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前言
《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
（本书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范岱克（Paul A. Van Dyke），美国人，amjs澳金沙门151(中国)有限公司教授。曾在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澳门历史档案馆、澳门文化局等机构从事研究工作，先后任职于澳门圣若瑟大学、澳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是世界知名的广州口岸史、亚洲海洋史等领域的学者，出版了多本著作，包括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reprint 2007；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Vol. 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Images of the Canton Factories 1760-1822: Reading History in Art. By Paul A. Van Dyke and Maria Kar-wing Mok.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Vol. 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等。
著者、译者合影
（由左到右：黄超、范岱克、江滢河）
（摄影人：张文苑）
译者简介
江滢河，amjs澳金沙门151(中国)有限公司教授，研究方向：明清中西经济文化关系史，广州口岸史等，代表著作包括《广州口岸与南海航路》（2002）、《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2007），译著《黄金圈住地》（合译，2015）等。
黄超，博士，amjs澳金沙门151(中国)有限公司博士后，研究方向：中西科技交流史、广州口岸史、冶金史与冶金考古等，代表著作The Research on Chinese Paktong and Its Transmission to Europe during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2016），论文Hoppo Tang Ying 1750-1751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 Maritime Customs（2017）等。
前言
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
广州贸易的伟大时代是一个让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着迷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历史现象。广州体制开始于17世纪末，之后贸易逐渐稳步增长，直到1842年被迫宣布结束。广州体制最终崩溃的原因颇多，诸如过于倚重白银、鸦片走私日益泛滥、清朝夷务管理架构的内部腐败，以及中同人对发展国际贸易不感兴趣等。所有这些原因都各指向某个核心内容，但无一能够解释为什么存在这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广州贸易还是发展到了如此辉煌的程度。
来广州贸易的外同人逐年增多，广州口岸的进出口贸易量不断扩大，都证明那些诸如过于倚重白银、官府腐败等问题并不会如同想象中那样阻碍了贸易的发展。如果广州地方官员真的只对阻碍和限制贸易感兴趣，那些与现在很多历史推想恰好相反的事实又是如何出现的呢？由于贸易不断增长的话题从来没有被完整地讨论过，我的目标就是要辨认出贸易架构的优劣之处，唯有如此才能解释这种贸易不断增长的历史现象。在更深入地了解广州体制的运作机制后，我们才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它是如何崩溃的。
广州体制的优势在于它处理朝廷所关心的事务上的灵活性。既能够控制外国人和贸易，又能够同时满足他们的需要。很多构成口岸管理架构的机制，使粤海关监督（外文中一般称为“Hoppo”，该词中文直译则为“户部”）和两广总督能同时控制和促进贸易。这些控制和平衡机制使广州的贸易价格保有竞争力，对大船舶和大宗商品给予优惠，并允许整个贸易体制在信贷基础上运作。
广州体制最主要的弱点是，它无法改变政策及其实际运作，以适应和保证长时期的商业活力。资金和权力在适应地方管理架构上所做出的努力被中央从管理上抽走了。这种调配导致了管理效率低下、腐败严重以及走私猖撅。
在这些贸易控制机制被逐渐削弱的同时，官府没有重新审视和分析沿海海防管理体系，也没有在此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以回应欧洲、北美和亚洲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随着来华外同人日益增多，走私也日益猖獗，贸易控制机制和沿海防务体系越来越不堪重负而且效率低下。在日益严重的官府内部腐败和外部武力的交互影响下，广州体制无法维持下去了。
长期以来，广州体制的优势让时人忽视了它的缺陷。贸易量的增加使得送缴朝廷的关税收入日益增多。朝廷收入的增长掩盖了与此相关的日益发展的体制缺陷在低下阶层逐渐扩大的现实。走私是合法茶叶贸易不断增长的补充，因此粤海关监督总是倾向于默许走私而不是去阻止它。他们更愿意自己三年任期结束时，在广州留下一个运转良好的贸易体制，把钱放进国库和自己腰包。消灭违禁品与拒绝纵容则会导致同库收入减少，因此地方官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消灭走私或者防止腐败。
贸易管理架构所需的变革力量必须自上而下，但是由于朝廷意识不到问题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可能也并不愿意同库收入受损，这些因素都阻止了变革的发生。两种重要的新事物被带到广州，成为广州体制产生变革的最后推动力，它们是报刊和汽船。前者教育了在华外同人群体，并将其意图统一起来；后者则有效地把权力从粤海关监督手里转移到了外国人手里。清朝海防系统无法有效控制外部世界事态发展，他们缺乏有效手段应对新技术。
与此同时，欧洲大型东印度公司也失去了它们对广州贸易的控制。1834年所有垄断贸易公司都停止派逍船舶来华，散商利益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声音。随着各种报刊将他们团结起来，汽船激励了他们的意愿，散商终于获得了权力，他们竭尽所能推动那些很久以来就希望发生的改变。一旦外国人用汽船克服了珠江的天然限制，削弱了广州贸易管理体制的基础，广州贸易体制也就土崩瓦解了。广州贸易体制本身并没有一个拥有必要举措、意愿、力量和资讯的管理机构来检讨自身弱点，检讨广州贸易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并做出相应必要的变化以求生存，因此体制本身不会相应发生有效变化。只有在对贸易及其在相关环境中的变化，尤其是对所有特别事务的细节进行详细论述后，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这些问题。清朝管理机构中缺乏一种操控手段来纠正和对抗行政网络、政策和程序中的弱点，于是相关重要信息是否被收集对于管理者来说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没人会为此做出任何改变。
由于贸易行政控制上出现的缺陷，清朝贸易监管机构的做法永远都是治标不治本。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清楚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有多么积重难返，因此在1835年之前，他们儿乎没有采取任何正确的措施，即使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往往为时太晚，而且经常不符合实际情况。这种危机处理方式使得违禁品贸易和腐败的根源深深扎人官僚机构内部，反过来继续削弱官府行政的有效性。官府缺乏充足的禁止措施，使得鸦片贸易和消费持续增长，最终发展成中同社会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内部的分裂持续了百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外国人逐渐拥有了克服广州体制的能力。
本书第一章回顾了18世纪早期广州贸易初期的状况，论述整个贸易赖以发展的机制的基础。第二章进一步探讨广州贸易的运作。随着每天日常运作的逐渐清晰，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外国人之所以信任广州体制的原因，这促使了来华外同船舶急剧增多。
第三章到第五章，具体探讨三种为贸易服务的特殊职业人群：引水人、买办和通事。第三章分析把大型船只引至珠江狭窄水道航行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朝官员如何控制这些船只的来往。第四章通过补给品贸易以及外国人获得物资和劳力以满足需要的方式，探讨外国人如何在中国维持生活。第五章分析由通事所执行的官方程序，这些程序使海关监督能够控制贸易，登记在册以便征收关税。
探讨完广州贸易发展的基础之后，本书接下来分析贸易架构中的变化和衍生出的弊端。第六章，回顾贸易管理中的一些重要做法，这些做法旨在掩盖短处而使整个体制运转更加有效。第七章，通过观察白银、鸦片和大米之间的联系，专注讨论贸易的内部机制。我们将回顾珠江三角洲一带形成的广泛的鸦片走私网络，展示鸦片贸易发展到了广州体制无法控制的程度。
第八章，探讨其他若干促进和影响贸易发展的因素，比如澳门贸易、中国帆船贸易、资本市场和代理商等内容，不过这些内容并不是贸易内部机制的一部分。在确定、描述和解释了控制、支配和影响贸易的主要内容和要素后，第九章将讨论这些要素如何互相作用以推动贸易向前发展，同时阐述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结语分析广州体制无法继续维持而土崩瓦解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