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动态|《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节选《曲木藏尧》
《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
(本书即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温春来,历史学博士,amjs澳金沙门151(中国)有限公司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西南民族史、历史人类学等。
节选自《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第二章《五族共和之外》:
一、曲木藏尧
1、一位“白夷”
1959年,俄国人顾彼德(Pote Gullart)描述了他19年前在越西见到曲木藏尧的情景:
当曲木藏尧走进来时,他的外貌使我十分吃惊,与我原来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的面前站着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男子,他打扮的很得体,显得很殷勤和有教养,他穿了一套式样很新潮的西服,另外还配有昂贵的衬衫和领带。他热情地用很棒的英语问候我,然后我们开始用法语交谈,时不时又用另外一种语言交谈。当仆人来端茶时,他把我引荐给他的亲戚们,三位长者中有一位穿着汉式的长袍。唯一能暗示我是与一位彝族贵族打交道的是——曲木土司瘦长的身材,鹰钩鼻子还有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俄]顾彼得著,和铹宇译:《彝人首领》,151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
40多年后,我在发黄的旧纸张上看到曲木的相片,西装革履,英气勃发,与顾彼德的文字若合符节,一位民国精英的音容笑貌,穿过历史的时空,宛若眼前。怅叹久之,我又深觉讽刺。顾氏乃白俄贵族,十月革命后随母流亡中国。行走在异国天涯,过去的人生经验如影随形,他1940年冒险进入四川彝区,为的是寻找他已经失落的“理想国”,在非汉人社会探寻独立、高傲、尚武乃至带有几分桀傲的“贵族”——这种探寻,很大程度上是他自身“贵族情结”的投射。他若知道,曲木藏尧既非贵族,更非土司,该作何感想呢?
曲木藏尧,1905年生于越西县城内南街三倒拐。按照今天的民族分类,他被视为民国时期四川彝族的英雄人物。不过,象当时千千万万的西南非汉人群一样,终其一身,曲木藏尧从未自称过“彝族”。他有两个选择,如果用本族语言,可自称为“诺(六、倮)苏”,如果用汉语,则自称为“夷族”、“夷人”。“夷”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适当的称谓,没有任何不妥。有时,他也不得不采用被认为带有侮辱性的“罗罗(倮倮、猓猡)”。他也知道,“夷人(族)”这一称谓,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族类,如要用汉语更准确地表述,他应该自称为“倮夷”(曲木藏尧:《西南夷族考察记》,3-4页,南京,拔提书店,1933)。他永远不会用的一个名称是“蛮子”,那是汉人对他们最为露骨的贱称。
“诺苏”社会确实有明显的贵族阶层——“黑夷”,俗称“黑骨头”,这正是顾彼德寻梦的所在,这一目标毫不掩饰地体现于其书名Princes of the Black Bone中。“黑夷”高高在上,与作为平民或奴隶的“白夷”(“白骨头”)之间壁垒森严、泾渭分明。再富有的“白夷”,也不可能上升为“黑夷”。林耀华称“黑夷”为“真正的罗罗氏族”,并细述其人种特征。(林耀华:《凉山夷家》,7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黑夷降而为白夷,以及白夷升为黑夷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间或有之,均是由极其特殊的原因所促成。参见岭光电《黑夷和白夷》,载《边声报》,1947-12-25(4))“黑贵白贱”的区分并非仅见于宁属,在西南被称为“罗罗”的人群中,广泛而长期地存在着这种状况(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219-221页)。“黑夷”自视血统高贵,并不认为“白夷”与自己的种族相同,并通过严格的族内婚制与凝固化的阶层界限珍来维持种族的“纯洁”,他们甚至也蔑视汉人,如明人包汝楫称贵州西北部的“罗罗”人“掳中国男女,仍以中国男女配耦,并不给配本地人,云恐乱其种。”((明)包汝楫:《南中纪闻》,丛书集成初编本)岭光电亦云:川康地区的夷人认为“世人以倮族为最尊贵,其他均不足道。”(岭光电:《倮情述论》,26页,成都,开明书店,1943)
学界对“白夷”及其之下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划分。民国时期,曾深入凉山地区考察的林耀华认为“黑夷”之下有“白夷”与汉娃二种阶层。汉娃是新从汉地掳来的奴隶,地位最低。“白夷”从汉娃升格转变而来,历代年久,“夷人”接纳其为同类,较汉娃地位高。“白夷”内部又可细分为较具独立性的“百姓娃子”与依附于主人的“锅装娃子”两个阶层。(林耀华:《凉山夷家》,71-81页)“白夷”是否全部来源于汉人当然值得进一步讨论,事实上,“白夷”身份是开放的,其种族来源并不单一。(岭光电:《夷族中阶级之名词与其特俗》,《新夷族》1(1),1936;《岭光电文集》(中册),267-270页)
毫无疑问,曲木藏尧是“白夷”(“曲木”是凉山著名的“白夷”大家支,参见曲木约质:《凉山白彝曲木氏族世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属越西县“阿苏”家族吉倮支,先祖从云南迁至雷波龙头山下,再迁至昭觉、喜德、越西,祖父毕摩子定居于越西大花乡,到父亲王家木这一代才取了汉名,并将原仅一间瓦板房的家业,扩大成为有四个天井的住房、一个烧酒房、一个大后院、一个大菜园,占地数十亩,儿女们也受到了良好教育。曲木在越西县立高等小学毕业,考入雅安川南师范学校,正值父亲外出,曲木读书心切,骑上家中的一匹白马就匆匆上路了。父亲闻讯,赶紧追至河南站,此时离家已近两百里,在汹涌北去的宰骡河边,父子相遇话别。父亲摸出银子,塞到儿子手里,赠给他三句话:一要发奋读书,二要与汉族同学团结如兄弟,三不要给本族丢脸。(曲木达成、曲木达伦、曲木达文:《凉山彝族文化教育的先驱——曲木藏尧》,《越西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7)
2、在孤独中寻求机会
少年曲木泪别父亲,越西的山水渐行渐远。伴随着乡梓逐渐远去的,是过去的经验世界中种种天经地义的信念。若干年后,青年曲木在繁华的首都南京指点江山,声称自己能够代表包括土司、“黑夷”在内的整个西南“夷人”。此举出自“白夷”,看似异想天开,实则智勇兼具并且对时局有着精准把握。其风度、气质与才情,早非吴下阿蒙,足以让寻梦的顾彼德以为遇到了真正的“贵族”。
在反抗族类歧视方面,父亲应该是他的启蒙老师。王家木识汉文,年青时,因与“黑夷”冲突而离开“夷村”,辗转流亡,后迁居越西县城内,成为第一批定居于越西县城的“夷人”,曾任委员长西昌行辕咨议之职,用实际行动证实了“黑贵白贱”话语的虚妄。
背井离乡的曲木,逐渐感受到,在“五族共和”的框架下,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西南非汉人群什么也不是,他的目光就此超越了父亲。20岁时,他忍无可忍,决定“努力于我夷族将来之出路”,此时,他已身处成都,不敢自称“夷”人,乃“自号汉名为王治国”。1927年,北伐功成,蒋介石定鼎南京。革命的氛围鼓舞并召唤着曲木,他前往首都,想进入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华侨班,但“夷人”身份怎能入学呢?灵机一动,易名曲木藏尧,声称自己乃西康藏人,在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藏事处长格桑泽仁的帮助下,顺利入读(以上叙述台湾“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文官处人事调查表·曲木倡民》,入藏登陆号:129000036002A;张伯伦:《夷族的革命先进——曲木藏尧》,载《西康青年》,第2卷第4期,1942;汪济西(曲木藏尧):《罗罗民族之要求》,《新亚细亚》2卷5期,1931)。2007年,在四川雅安,时年95岁的雷波彝族老人李仕安绘声绘色地为我讲述了曲木更名的趣事。这一故事在“夷人”中的广泛流传,折射出这一群体对自身身份的尴尬与焦虑。
为“夷族”争取一个政治地位,从而将自己变为整个“夷族”的代言人,顺势抹掉横亘面前而无法逾越的黑、白鸿沟,于公于私,均刺激着一位志向宏阔的年轻人毕生为之付出。曲木无疑非常孤独,理想就象遥远的一点萤火,他在黑暗的现实中踽踽独行,作为最早觉悟的“夷人”,他几乎不可能在自己的同胞中找到同道:身为“白夷”,他在家乡毫无号召力,他那千千万万的同胞,也根本没有这类奋斗意识。事实上,在当时的首都南京,他可能是唯一一位来自宁属的“夷人”。他也很难从外族那里寻求慰藉与共鸣,谁会真正在乎一位年轻“夷人”的感受呢?更何况,彼时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还根本没意识到到存在着一个“夷族”,不用说内地,在西南许多地区都是如此。1930年,17岁的李仕安先生考入了位于成都的四川省测量学校(台湾“国史馆”藏,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档案,卷名,李仕安,入藏登陆号,129000041603A),78年后,在雅安,我好奇地问他这段经历:
温: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你是凉山彝族吗?
李:不晓得。老师同学也无所谓。那些年,民族关系,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大家都晓得,除此之外,哪个晓得其他少数民族?彝族大家都不晓得。孙中山的旗帜,都是红黄蓝白黑,五个颜色,代表五个民族。象彝、苗,没有人知道。我跟他们摆凉山情况,他们都当龙门阵在听。大家也不存在歧视,歧视要在本地才有。成都这些,他们都没听说过,哪里有歧视?跟他们讲凉山,他们还觉得好玩,热闹。唱首彝歌给他们听,他们感觉很有趣。他们根本就没这个意识。雷波就不同,天天都是仇视,汉族彝族互相见不得。
更为有趣的是,李先生于1936年娶了一位家住四川威远县,就读于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的汉族女孩为妻,我问:“她知道你是凉山彝族,嫁给你时有没有犹豫?”李先生回答说:
无所谓,那个时候当龙门阵,她根本不知道是啥东西,我说我是凉山蛮子,她也不知道凉山蛮子有多凶,她没去过嘛,后来我带她到了雷波,她才晓得凉山蛮子是怎么回事。
孤独地面对着首都南京的繁华,并无任何资源可以凭藉,曲木冷静地观察着时机。1931年1月,他终于出手了。
此时,正值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支持下派军越过金沙江,侵占川西的白利、甘孜、瞻化、囊谦等地(郎维伟:《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政策》,《民族研究》,2005(4)),在西康建省以抑止达赖势力的策略日益引起重视(曲木藏尧:《从西南国防说到猓夷民族》,《聚星》,1934(2))。在1931年寒冷的1月,孤独的曲木敏锐地嗅到了时事的热点,机智的他积极呼应建省议题,乘势将“夷族”问题嫁接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