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研究所 | 中山大学早年的东南亚史研究
中山大学早年的东南亚史研究
——余定邦教授口述
口述人简介
余定邦教授
余定邦，教授，博士生导师，1938年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1958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在本科求学期间对东南亚历史产生浓厚兴趣，1966年东南亚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78年起任教于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曾任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后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近六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东南亚史的教学和研究。在多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他著述颇丰，先后出版《东南亚近代史》《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缅关系史》《中泰关系史》等多部著作，参与翻译西方经典学术著作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还与黄重言教授先后合作整理出版了《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泰国资料汇编》等多部史料集，广受好评。他于1998年成功主持申报世界地区国别史方向博士学位点，在数十年从教生涯中招收培养了一批专业素质过硬的东南亚史专业硕博士研究生，为中山大学在东南亚史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中大东南亚史研究的发展情况，简单地讲，最早是源自历史系的亚洲史教研室。以前国内的世界史都是欧美史，或者叫西洋史，亚洲史很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部就提出高等学校的历史系要开设亚洲史课程。中大历史系是当时全国最早开设亚洲史课程的历史系，而且还最早编出了亚洲史的教材。
但因为以前教的外国史都是西洋史，突然要搞亚洲史，由于条件限制，原来没有基础，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分成东南亚、东北亚、南亚、中亚、中东等几大块，而是将所有亚洲国家都放在一起。所以最初做亚洲史的时候，相当于从零开始。第一本比较完整的亚洲史的讲义是朱杰勤先生编的《亚洲各国史讲义》，在50年代的时候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书，书名为《亚洲各国史》，从古代讲到近代，内容牵涉面比较广。再后来何肇发先生编了一本《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样我们就有了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完整的讲义。当时这两本讲义已经成为当时国内高校主要的教学参考书。当时还有一本是北大周一良教授编的《亚洲各国古代史》。但是该书只包括三个国家，即印度、日本、越南，其他都没有。周一良先生原来并非研究亚洲史的，而是主攻魏晋南北朝史。总的来看，当时全国高校中开展亚洲史教学工作相对比较好的就是中大。
后来我们就在亚洲史教研室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东南亚史教研室。当时中山大学的文科只有两个专门的研究室是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一个是东南亚史教研室，一个是中文系专门研究金文甲骨文的古文字教研室。当时中大东南亚史研究室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有一个独立账户，可以自主进口外文图书。当时东南亚史研究室在中大图书馆有一个账号，具体号码我不记得了，但在数字前有个A。在当时的条件下但凡是能买到的外文书，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都把书目列给了我们让我们任意打钩选购。此外，广州和海外华侨交往较多，我们也从华侨那里得到了很多捐赠的书，中外文都有。可以说当时我们的条件相对比较优越。
在当时的东南亚史教研室，教授副教授加起来有六七个，此外还有一些50年代毕业的年轻教师。那时候一个教研室能有这么多教授和副教授，是很少见的现象。亚洲史教研室变成东南亚史教研室后，不完全是一个科研机构，同时也是一个教学单位。中大历史系是当时全国历史系中最早设立东南亚史教研室的。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时候历史系是五年制，前三年学基础课，后面两年分成三个组，分别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东南亚史。也就是说在当时，有一些学生可以在本科毕业前接受为期两年的东南亚史专业训练，毕业的时候写论文也是与东南亚历史有关。这样的方式一方面促进了东南亚史的教学，也对东南亚史的研究有很大帮助，培养了一批人才。我是第一批在中大读东南亚史专业组的学生。两年时间内基本上对东南亚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以及中国古籍中有关东南亚各国的资料、西方有关东南亚历史的著作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大也是全国范围内最早招收东南亚史专业研究生的单位。从1960年开始一共招了四届。当时的专业名称叫地区国别史，不叫世界史。当时的研究生没有学位，因为国家没有实行学位制度，既没有硕士也没有博士，就叫研究生。那时研究生的待遇还可以，每个月津贴是助教每个月工资的90%。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都会比较好地利用这些条件。在1966年之前，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许多全国各地高校担任东南亚历史课程教学的年轻老师都要来中大历史系进修。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和他们住同一栋楼。
中大的东南亚研究室能够发展起来，跟当时中大的副校长陈序经教授密不可分。陈先生是搞社会学出身的，原先是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务长。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陆续迁回北平和天津。他先是调回南开大学当教务长，后南下担任岭南大学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中大副校长，同时在历史系任教。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搞东南亚史。在科研方面，陈序经先生在60年代写了8本有关东南亚古代史的书，后来合成两大本出版。
陈序经教授
由于有着一定的传统和坚定的基础，到了1978年，原来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室就升格为东南亚历史研究所。那个时候，由于科研人员较多，我们主要是为全国的东南亚研究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我们编了很多论文索引，组织人手翻译国外有关东南亚历史的著作。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在1966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翻译了，但是老先生们才翻译了两章就适逢文化大革命，一切工作都停滞了。文革后我们动员了一批人，最终把这本书翻译了出来。由于这本书本身质量很好，再加上当时从事翻译的教研人员外文水平确实不错，所以这次能获得“第二届姚楠翻译奖”一等奖。朱杰勤教授、金应熙教授、李永锡教授等老一辈学者都参与其中。
金应熙教授毕业于香港大学，英文非常好。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要派人去墨西哥用英文讲中国历史。由于老一辈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老先生们英文大多不甚流利，难以用英文授课，故找来找去就找到了金应熙教授。在墨西哥讲学期间，他学会了西班牙语，捞了一批西班牙文资料和书籍，后来在此基础上写了一本《菲律宾史》。在目前国内有关东南亚的国别史著作中，这本《菲律宾史》可谓独占鳌头。
金应熙教授
朱杰勤先生是一位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大家，原来是中大历史系的教授，后来暨大在广州复办后把他调了过去。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暨大停办，他又回到中大与我们一起搞东南亚研究，后再调返暨大。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与这些老一辈学者一起从事教学科研，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在翻译霍尔的《东南亚史》时，我们遇到了不少疑难问题，最后都是找这些老先生帮忙解决。
我们这一代人受前辈们的熏陶，十分重视中文古籍资料的整理和利用。我们曾经申请了一个国家项目，就是中国古籍有关东南亚的资料汇编。先后承担了四本书，分别是有关缅甸、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资料。我们搜集的古籍大概有150种左右，包括明代和清代的实录。菲律宾的华文报纸把《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一书中的内容相继分期刊登，国家博物馆也收藏了此书。《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一书被缅甸国家历史委员会收藏。他们在收藏这批资料之后为了好好利用，专门派了一个姓李的华人来中国读博士。我们也把《中国古籍中有关泰国资料汇编》一书送去了泰国的相关高校和机构，他们对此也很感兴趣。他们一度想组织人手把这批资料翻译成泰文。《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一书在新加坡也很受欢迎。2010年去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时，我带了两本去。一本送给了新加坡南洋学会会长。他翻阅万这本书后非常感慨，直言幸亏前来参会才得以拿到这本书。他们在新加坡是买不到这本书的。另外一本送给了《星洲日报》的高级记者。这批资料因为有价值，所以在出版后影响非常大。
朱杰勤教授
在我们整理出版了这几部资料集后，国内紧接着出版了有关柬埔寨和老挝的古籍汇编，分别由河南和云南的学者完成。越南由于汉文古籍太多无法进行，而有关印尼的古籍资料汇编原本交由厦大，但最终没有完成。
我们这四本资料汇编出来之后影响比较大，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确实有用的资料。我们的编书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与此同时我还给研究生开课，主题是中国古籍有关东南亚史料的内容评介。在课程中，从汉朝到清朝所有重要的文献都要读。因为要讲好这门课，所以每一本书都要去翻。这样才能明白每一本书的时代背景、作者的个人情况、背后蕴藏的史料价值。因为有了这门课，我们对有关书籍就十分熟悉了，搜资料就好办了。我们的科研和教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东南亚近现代史》这本书就在1996年于贵州出版了。在这之前，国内还没有一本单独的东南亚近代史专著。这本书出来之后就使得学生在学习这段历史时有了参考书。中缅关系史和中泰关系史也是我给研究生开的课，教了几年之后两本书也就出来了。《中泰关系史》还是当时广东省一个科研项目的成果。后来我们申请了一个国家项目，就是“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再加上同时也给研究生开了相关的课程，因此该书也就很快出来了。现如今，这四本书中有两本已经出了第二版。《东南亚近现代史》经过教育部高教司的评审成为当时全国研究生通用教材。《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一书的第二版相对于第一版增加了几万字。其中搜资料的时间比较长，特别是在故宫档案馆，那个地方也只允许手抄，需要多少就抄多少。当时有几个中大的学生在那里，每天一大早就进去抄，一直到下班为止，一天又一天就这么过。这批资料在后来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以前想要了解外面的情况是很难的。那个时候人不能随意出国，因为缺乏经费，再加上当时的国际形势，最多只能公派去苏联留学。80年代以后条件有所改善，很多研究生都有机会出去。我们专业很多硕博士生都曾去过国外查资料，有的如果去不了国外就去香港大学，那里资料很多。你们现在的研究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
中大的东南亚研究重点是历史，东南亚研究所成立之后，也有大量的外校年轻教师前来进修。但到了后来，现状问题的研究逐渐走俏，很多人从历史研究转向现状研究。但我个人觉得在高校中研究现状问题会受到很多限制，所以我从来不搞。我还是喜欢在高校中老老实实搞历史研究，这样才能真正搞出一点东西。比如南海问题，如果从国际法的角度把历史上的问题搞得清清楚楚，也是一大贡献。
我们中大东南亚史专业的学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扎实，不要浮夸。我们始终重视发扬历史学的传统学风，即扎扎实实搜集材料，着重学术史的传承，做出一些最基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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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
张钊，中山大学历史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
秦永贵，泰籍留学生，中山大学历史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