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动态 | 《孙中山史事编年》解说
主编：桑兵
副主编：吴义雄 关晓红
出版时间：2017年8月
开本：特32开
装帧：精装（全12卷，12册）
书号：978-7-101-12459-0
定价：990.00元
提升孙中山研究的取径
桑兵
在起步较晚而进展显著的中国近代史领域，孙中山研究显得相对成熟。近年来，孙中山研究总体上由显学退隐，同时，在基本认识和具体史事判断方面却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表明即使这样的领域也还存在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只是要在既有丰富成果的基础上摸高探深，必须扩张材料，拓展视野，讲究方法。人是历史活动的中心，但又最为复杂多变，人物研究，看似容易上手，实则做好最难。充分吸收二十余年来的相关新成果，竭泽而渔地搜罗各类材料，善用长编考异之法，前后左右比较参证史料史事，可以推动孙中山研究更上层楼。
一 枢纽性的历史人物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海峡两岸轮番竞相编辑更加完整的孙中山全集，相关的年谱、年谱长编以及各种专题性的资料汇编和史事编年也陆续问世，各种专题论著更是种类繁多，数量惊人，孙中山研究一度成为万众瞩目的“显学”。然而，一番热火朝天之后，逐渐归于平静。社会上虽然不乏关注者，学界也还有坚守人，逢五逢十的纪念持续进行，可是显学退隐，大概是普遍情形和长期趋势。专门从事此项研究者在新进中几乎无人，即使兼习者也日渐减少。在学位论文和研究课题方面，一般很少选取孙中山或相关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撰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显示孙中山研究在经历了曾经的繁荣之后，初创时期进人门槛较低的状况已经过去；另一方面，则反映学界对于孙中山研究摸高探深的成熟期到来准备不足，因而无缘以求精进。
学术之事，随时代风尚的变化有所转移，应是社会常态和人之常情，无所谓当否。不过，学问之道，还有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时事转移，只不过上下波动而已。类似孙中山这样的历史要角，如果完全离开研究者的视线，甚至成为学界的陌生人，无论学问怎样求新出奇，都很难说是大道正途。况且，尽管孙中山研究的成果相当丰富，可是要说已经没有下手的空间余地，恐怕言之过早。其中不仅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言论行事，即使史事清楚，如何解读认识，看法大相径庭以致聚讼纷纭的也不在少数。尤其是一些至关重要的思想行为，通行理解与史事本相及前人本意相去甚远，要想更上层楼，依然任重而道远。
有两种相似相近的现象，说明孙中山仍然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决非已经达到可以束之高阁的程度。一是坊间不断有人从各方面发表新解，对于以往的孙中山研究提出种种挑战，其中固然不无随心所欲的妄说，但也有值得认真思考的灼见，即便一些似是而非的质疑，也反映了普遍的困惑，在相关研究中应当有所回应。二是个别海外学人将冷门做热，关于30岁以前的孙中山，就写出洋洋洒洒的七十余万言。撇开各种牵扯，对于孙中山研究具有实际价值的也有十余万字。也就是说，无论从哪一角度看，孙中山研究都远远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从资料到问题，还有不小的探究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有待开发的空间往往牵涉历史的根本大节。历史活动的中心是人，人物研究始终是史家关注的要项。见事不见人的史学，肯定不会是高明的史学。如果历史是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的相反相成，那么人无疑是最为复杂的成分。历史上的人事均为单体，不可能重复，所以不可能有两件完全相同的史事[1]，所谓“历史上事，无全同者，为了解之，须从其演化看去，史学之作用正在此。如以横切面看之，何贵乎有史学？”[2]与社会科学的求同有别，史学更加着重于见异。历史规律即为所有事实因缘发生演化而形成无限延伸的普遍联系。把握这样的联系，只能依据对史事的比较贯通，不宜用后来的观念勾勒连缀归纳。而且，即使以今日分科的眼光，好的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至少有一点相同，即应当见事见人，举手投足，一言一行，便可见其音容笑貌。若是隐去名讳，便千人一面，只知其事，不见其人，则不过表面文章而已。
后来者治史，容易自以为是，以为历史进化，今人一定较前人踞有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可以纵论古今，激扬文字，动辄评价批判，任意褒贬。殊不知但凡史册留名者，无论善恶正邪，都非常人可比，其为人行事，往往不循常规，要想具有了解同情，诚非易事。以为人物研究容易上手，选不到合适的题目才转而以人物为题，一流人物不好下手便瞄准二三流人物，其实是浅学者的误解谬见。对于研究者而言，理解非比寻常的人与事，是对自己功力见识的一大考验。况且历史认知必须凭借材料，而相关记述即便多数之汇集，也不过是片断，要想连缀拼合还原，而不至于图画鬼物，更加困难。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针对材料简少的上古所举探究圣贤思想的办法，若是运用于材料庞杂繁多的晚近历史，还需延伸扩张。那种先设定题目甚至范围，研究谁只看谁的资料的做法，以及举例求证的方式，实在是相当危险的。望文生义的穿凿附会固然比比皆是，盲人摸象、看朱成碧甚至指鹿为马，也是在所难免。如此这般地强古人以就我，在时下的人物研究中，恐怕并非个别例外。
研究孙中山之所以重要，固然由于其至今仍然得到全球华人最大限度的认可，在众多近代人物之中，恐怕无人能出其右，尽管异议甚至非议者也不乏其人。或者指孙中山的形象不无后来拔高利用之嫌，毋庸讳言，这显然是历史的一部分。但如果过度解释，则难免重蹈一味疑古的覆辙，陷人阴谋论的泥淖，假定所有历史都由少数人主观臆造，而不能全面如实地将其形象逐渐放大的史事复杂纠结的本相过程还原展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孙中山风云际会，常常处于漩涡中心。研究孙中山，有助于将近代历史勾连贯通，避免陷人今日学人治学分门别类的畛域自囿，误将落草为寇当作占山为王。当年包天笑撰写关于清季民初中国大变动的小说，选取梅兰芳为主角，即因为由此可以充分展现上下九流的社会各层面。孙、梅两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差别不小，但无疑都是枢纽性人物。
研究近代史上的要角，取材相对容易，但难度并不一定有所降低，甚至还会大幅度增加。原因之一，是观念变化影响史事的认识及史料的解读。例如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如何形成，从来就有不同看法其中之一认为孙中山的形象，主要是后来国民党有意形塑的产物，如谢文孙《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学》。也有人认为孙中山本人从一开始就有意自我塑造，自我拔高[3]。近年来更有人专门研究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如何利用各种形式进行纪念，并且使之神化。这些看法，固然有所依据，但也稍嫌简单，不无阴谋论的痕迹。以不同的形式纪念孙中山，还在其生前已经开始，如辛亥革命期间，就发行过孙中山的明信片，1912年已有人公开提议尊其为国父。这些事未必都是同盟会、国民党人所为。至于自我塑造，大概每一位具有舍我其谁抱负的政治活动先行者乃至参与者，都有诸如此类的意识和行为，只是未必人人都能得偿所愿，可见历史的选择并非完全以某人或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否则就很难解释何以诸多有意识的塑造只有某些特定人事可以成功，而且所谓成功也并非完全按照其主观意愿。
孙中山逝世后，各地各界各党各派陆续开展纪念活动，因利害不同，取向、态度各异。中国共产党人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认，指国民党为背叛，但是究竟何为孙中山的精神，则与国民党各执一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还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予以尖锐批判，甚至全盘否定。国民党内各派各方也分别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解读发挥。各种地方势力则希望利用纪念孙中山靠近正统，取得更多的政治合法性。而社会各界对于孙中山的看法，更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存在统一意向。一言以蔽之曰国民党造神，未免太过夸张其影响力。如果国民党的宣传机器真的如此高效，何以在其他方面的鼓动作用却往往适得其反？如此，则非但打不破国民党的造神，反而有神化国民党宣传力的误导。
研究近代历史要人的难度反而增加的另一要因，是史料的极大丰富，不仅难以搜罗完整，而且种种相歧相悖的记述使得真相更加扑朔迷离，大量错综复杂的细节不易坐实，立论不难，反证亦易，信而有征变得捉摸不定。由于材料多，研治近代史好用举例为据的办法作为论点的支撑，而论点往往借由外在架构产生，像孙中山这样的政治人物，平生在不同阶段与中外敌我多方发生联系，思想和行事，又有宗旨与权谋的分别，如果不能全面关照，梳理贯通，罔顾整体，各执一偏，势必导致各自心中的孙中山形象彼此矛盾的情形，以致材料虽多，反而陷人图画鬼物的窠臼。
有鉴于此，应当尽可能完整地汇集各方面的相关资料，依照时空顺序全面仔细地梳理所有材料史事，寻绎来源不一、去向各异的各种说法的发生及其衍化。若能将本事与附加清晰划分，并以附加作为当时的实事而非所指的本事，则伪材料亦可见真历史，因为附加也是真实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能够胜此重任的恰当形式，当以编年体为首选。
二 编年体裁的现代意义
史无定法，而万变不离其宗。要想解决各说各话的棘手难题，编年体是重要的凭借。编年体本来是中国固有史学的主要体裁之一，晚清民国以来，一般被视为传统史学，与章节新体不大合拍。时下历史学的学位论文，除文献学外，更明确规定不能以编年体的编年、长编、年谱之类为体。编年体之所以被打人另册，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觉得有史无论，与强调史论结合的所谓现代史学格格不人，二是误以为编年仅仅简单地排比罗列史料，没有史学。其极端的看法，甚至对于编年体能否算著作也高度怀疑。
通行观念与高明的见解明显有别。编年体的最高境界，当属宋代的长编考异，而近代学术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学方法，正是在宋代史家良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宋代治史，尤以长编考异之法最为适用有效。此法在近代的讲究，概括者如沈曾植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说[4]，稍详者如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所说：“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5]更为详尽的发挥，则见于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比较不同的史料以近真并得其头绪的阐释。[6]
陈寅恪主张尽力吸收外来文化与不忘本民族地位相辅相成，对待西学则效仿宋儒，取珠还椟，将域外正宗的比较研究与合本子注、长编考异相融合。傅斯年则干脆宣称宋代已是比较不同史料的新史学。在他们的眼底心中，古今中外并无扞格抵触，传统的编年体史学，与欧洲时兴的比较文献学、比较语言学和比较宗教学是一脉相通的。三说详略各异，要旨则一。认真揣摩这一治史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并且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千差万别而灵活运用，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且臻于化境。
三位前贤的说法，主要还是针对古代，而古代文献相对简少，立说不易，反证亦难。史料愈近愈繁，各种记录，层出不穷，不仅覆盖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而且罗生门的现象所在多有。按照自圆其说的标准治近代史事，误判亦有证成实事的可能。学人对此认识显然不足，以为资料易得，史事易证。其实恰好相反，由于资料繁多，当事人的记载不一，除了人时地等基本信息外，详尽再现史事各层面的真反而不易确证。简单依照时间顺序排比材料的做法，既不能比较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而近真，亦无法比较前后相连的几件事而得其头绪，更不要说理解前人思想言说的本意。而要囊括所有材料，勾连贯通，解释疑滞，将各说整体及部分的真伪异同详加比勘互证，必须卷帙浩繁，才能容纳。
近代学人关于研治中国近代史相对容易的普遍误判，自然会影响到编年体应用于近代史研究尤其是近代人物研究的领域。编年体之于人物研究，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年谱及年谱长编。受晚近历史的研究比较容易观念的误导，民国一些学人以为编撰近代人物的年谱并非难事，梁启超就明确说：“大概考证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国藩之类做年谱，用不着多少考证，乃至替清初人如顾炎武之类做年谱，亦不要多有考证，但随事说明几句便是，或详或略之间，随作者针对事实之大小而决定。”[7]
今人未必有多少注意到梁启超的这一说法，可是近代人物的编年体著作的确普遍存在类似于梁启超所说的情形。相对于材料的极大丰富，各种年谱或长编于征引的广泛，比勘的精密，取舍的讲究，拿捏的当否等等方面，颇多可议。尤其是以长编考异之法的应有之义作为标准，显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在方法应用方面，应当借助中古史大家的成熟经验。而陈寅恪等人关于长编考异法的各种论述，正是对症的良药。所谓自圆其说，不能只是论著的取材立论可以讲得通，而必须将所有材料史事贯通无碍。若是误以为自圆其说的重心在于“自”，悬问题以觅材料，用后来的系统各取所需地采集论据，形成论点，难免断章取义，穿凿附会，有此说不知不觉间变成如此事。不能达到贯通所有材料事实的“圆”，则自圆就成了互异的根源，见仁见智非但无助于近真和得其头绪，反而导致无休无止的聚讼纷纭。
近真又有本事之真及当事人记录之真的双重性，不知后者，于前者势必模糊不清。而逐一坐实后者，则还有无限延伸的事实联系。因此，研究特定人物，不宜只看其人的直接材料，也不能单纯以其眼界看周围人事，以致以其是非为是非，结果反而无是非可言，必须将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各事各说相互比较参证，才能置于历史本来脉络的适当位置加以理解把握。
考异为长编必不可少的辅助方法，以宋《通鉴考异》最为史家所称道。其本意是将同时各说加以排比，取其近真，留存诸异。因为史料之于史事，往往为残篇断简，有时各说相互排斥，或间有异同，而难以其中一说否定其余，于是只能权衡前后左右，选取相对较能贯通且近情理者立说，而将其他各说依近真度顺序存列，一则留待新材料的发现，二则高明者目光如炬，均有可能重新解读史料史事，不至于以一己之见强加于古人和天下。晚近史料繁多，可以征实之事远较古史为多且易，治史又由通史转向专题研究，遂以归纳代贯通，一般多重考证而轻存异。实则史料多既使研究层面深人扩展，又增加了史事记载的歧异，如何近真以及如何才是真的问题较古史更为复杂。除人时地等简单层面外，要考证史事准确恰当，极费工夫笔墨。
有鉴于此，考异至少应当包括：前说有误，排比史料能够纠正至当；未有成说，汇聚史料可以立说无碍；诸说并立，取比较近真之说其余存异；诸说真伪正误间杂，须相互参证，酌情条贯；实事往往无实证，须以实证虚，而不涉附会。各种情形，或分别，或兼具，须根据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灵活运用，为编年排比连贯史料史事提供有力的支撑。
研究历史人物，若仅就特定人物的言行立论，很容易误读错解其言行的本意本相，并且流于以其好恶为是非，以至于无是非可言。如此这般描述出来的历史人物，实为研究者心中的形象，与历史人物的本身貌合神离，似是而非。近年来孙中山研究的切实进展，往往并非专门研究孙中山而得，而是由其他相关研究取得意料之外的收获。单就孙中山的言行反复解释，反而如陈寅恪批评民国时文化史著述所说，只抄旧材料或仅就旧材料作新解释，非滞即诬。
中国为伦理社会，最重人伦关系。所谓礼法纲纪，即以伦常为根本。相应地处世治学，也极为讲究人脉。影响及于治学的具体取法，又有形似而实不同的两种，一是以所研究人物为主线放射扩展，一是将其人置于整体关联脉络之中。前者无非是定向放大，难免先入为主，后者才能得其所哉，安放于合适的位置并恰如其分地解读相关材料和史事。编辑孙中山史事编年，虽然看似仍以孙中山为中心主线，取径却是力求将孙中山放到整个历史联系的相应位置，使得理解孙中山的言行与认识历史的风云变幻相辅相成。
同理，研究人物的思想学说也不宜简单地直面文本加以揣度解释。以三民主义为主体的孙中山的思想政见，从问世之初，就不断引起内外各方的争论，这些争论反映了时人的意见分歧之大，同时也折射出孙中山的主张认识往往牵涉中国前途命运的大节，为同代人及后来者的目光所聚焦。对于这些分歧论争，可以说从来就是史学界关注讨论的重要领域。如革命党与保皇派的几番论战，前人研究较多；同盟会内部关于三民主义的取舍，亦有所论列；国民党内对于一大宣言的分歧，也已经揭示。
不过，这方面可以扩展的空间仍然相当广阔。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与孙中山的思想相牵连，现有的认识有待解惑的问题很多，远远不能覆盖当时各种社会主义的实情，以及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引进传播和理解。要想恰当认识孙中山自认以及同时代各方他指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还须细心解开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孙中山言及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以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心中所指的社会主义显然与今人通常所以为的有别。阅读西文的能力较强、足迹又遍及世界多国的孙中山，能够更加直接地接触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乃至组织人员，与一般有赖于翻译西书或中文介绍的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所分别。这些分别或多或少体现在他的民生主义主张之中。同时，孙中山要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传播民生主义，不能不对源自欧洲的社会主义有所取舍，也不能不考虑国情的实况，而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便是要项之一。如果对于当时欧美各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的际遇缺乏全面深人的了解把握，很难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及其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理解得当。
共和的问题同样如此。共和的概念有本意与新解的分别，虽然都不是由孙中山提出，可是以共和作为与帝制对立的政治制度而且列为组织政纲，并且通过不断发动革命运动使之普及深人，却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只是当共和思想普及之日，却有虚君共和、五族共和、甚至帝国共和等等观念的参人，即使作为政治制度，也不再简单地与帝制对立。而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一开始就包含的联邦制构想，源自美国和瑞士的体制，如何应用于中国，解决分治与统一的两难，在清季乃至民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立场不同、派系各异的国人关注和讨论的中心问题。由于各方意见纷繁，牵连到历次制宪如何确立国本，于此始终摇摆不定。与此相关，省的地位及其设置，直到国民政府时期，仍然困扰着当局和各方人士，其影响至今依然深刻存在。梳理南北各方各界的诸多意见，包括所谓帝国共和主义，对于认识共和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衍影响及其演化，可以大进一步，同时也有助于把握民国时期许多长期争议不绝、变动不居的观念和体制的来龙去脉。
或者以清朝为正统，评议辛亥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姑不论革命就是要破除旧法统，建立新法统，即使以袁世凯而论，虽然他后来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权力来源与清朝正统相联接，其目的只是为了避免与南方民党政府有所牵扯。实际上，南北和谈时南方民党的前提就是承认共和，否则免谈。袁世凯既然接受这一前提，等于将清朝的正统性连根拔起。而袁世凯接受共和，看似情非得已，却不无自己的盘算。继续帝制，即使立宪，实行责任内阁，充其量不过是政府首脑，而非国家元首。况且清朝的各种势力对其不无掣肘，即便当上内阁总理，也不能随心所欲，远不如做大总统逞心如意，尽管也不得不面对内外危局的考验。只是在清王朝大势已去，大统已绝，失去继续掌控国家权力的资格的情势下，袁世凯才利用这副空架子的所谓正统来抵消南方民党对自己的种种限制。
孙中山一生中的确有些言行备受质疑，尤其是用今日的观念看待，更加难以理解。可是，回到历史现场，与同时代人比较，则又并非不能理解。例如清季民初社会矛盾激化，政争之际，使用暗杀行刺等非常手段，相当平常，不仅革命党崇尚，政府当道惯用，就连表面主张和平变革的康梁等人也屡屡暗中买凶，甚至公开鼓吹游侠刺客，令一班少年热血沸腾。矛头所向，不仅仅是敌对方，也包括同道者。孙中山所牵连的数起著名命案，姑且不论本人是否知情尚难定论，就算由其指使授意，也并无多少特别之处。用所谓恐怖主义来检视，就仿佛将道法自然说成绿色和平，迹近荒唐。至于孙中山与日本关于满洲的交涉，脱离清朝长期禁止汉人出关以维系龙兴之地的禁锢，以及日本趁机不断渗人的背景，简单地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加以评论，难免隔靴搔痒，似是而非。诸如此类的时代意见，在今日的历史研究当中相当普遍，高谈阔论者浑然不觉与历史意见大相径庭。
由此可见，长编考异既是基础性建设，又有很高的史学要求。治史是否经过长编的训练以及专题研究是否具有长编的底蕴，高下立判。当然，若以为长编仅仅是将资料按时序编排罗列，则有无亦区别不大。
三 扩张孙中山研究的材料
史学的重要功能在于整理材料，而运用长编考异之法的基础正是掌握和融汇贯通材料。以长编考异为法则扩张材料，才能为编年体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孙中山研究在整个近代中国研究中相对成熟，海峡两岸学人多年努力，良性竞争，形成接力式的材料扩充和研究深化，不仅撰写了多种传记和大量专题研究论著，而且编辑出版了各种名目的全集、年谱、长编、实录和资料集。只是相对于历史事实的错综复杂以及相关资料的极为丰富而言，可以进一步扩充的领域比比皆是。只要转换观念，调整做法，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要言之，下列三项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由于条件的改善，能够利用的各类资料大幅度增加，可以大量增补充实内容，订正误说，扩展视野，丰富层面。全集不全，是编辑晚近资料的一大困扰。近代文献太多，图书、档案、报刊以及未刊稿本钞本，任何一类均在古代文献总和的百倍以上。加上海外公私档案、文献，数量更加巨大，几乎可以说是漫无边际。由于著录编目的缺漏和收藏保存的限制，无人能够全部接触，遑论逐一过目。孙中山全集虽经两岸学人接力式地持续努力，能够扩展的空间余地仍然不小，可以预期将来还会不断增补。
既往搜罗相关文献，受限于利用条件和技术手段，近年来这些方面有了长足进步。除了公私藏档逐渐披露之外，书、刊、报的利用较以前大为便利，可以尽可能竭泽而渔地将所有资料一网打尽。迄今为止编辑的孙中山文集，有的初版底本尚未找到，所依据的再版本已经有所修订，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实情。如《孙文学说》1919年的初版本中没有关于将行易知难说质证于杜威的内容，而中华版《孙中山全集》所据《建国方略》1922年再版本，则将后来增补的附注混入正文。近年来出版的各种日记、文集日渐增多，其中不少涉及相关史事，可以补充原来的缺失。
孙中山在世时国内各报刊多有相关报道，1912年以后不待言，即使此前的负面报道，也颇有参考价值。限于条件，既往主要查阅了《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民立报》等少数报刊，其他如《中外日报》《香港华字日报》《时报》《顺天时报》《盛京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等数以千计的报纸和数以万计的期刊，并未系统翻检。各种媒体的报道看似大同小异，其实各有分别，汇集起来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如1912年孙中山北上，在京期间与逊清皇室多有往还，以往各书较少提及，或多所错误。参酌各报的报道，不仅能够大体重现本事，把握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及其具体主张的内涵外延，还能进而探究和平解决战事纷争对于清室和民党的后续影响。
孙中山长期活动于海外，足迹遍及日本、美洲、欧洲和南洋，革命党、保皇会以及其他政治流亡者也长期以海外为活动基地，尤其注重依靠华侨。各地华侨先后创办过数以百计的中文报刊，不仅大量报道各地华侨及其社团的情况，而且反映各派人士的海外活动。以数量及重要性而言，日本、美洲和南洋的中文报刊最具价值。除日本外，其他各地的中文报刊很少得到利用。而这些报刊有的至今仍然存在，有的保存相当完整，只是由于收藏分散，未经汇集，使用不便。这可以说是相关文献搜集整理最为薄弱的部分。以前条件有限，无法大规模搜集整理出版，现在应当适时着手进行。具体做法，可以先易后难，首先将海峡两岸收藏的海外中文报刊汇集编目，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美洲、南洋、英国、澳洲等地的收藏机构进行调研搜集，争取协助。在汇集整理的基础上，系统出版所有相关报刊，以推动文献编辑和历史研究。
其二，已出各类孙中山文献和论著，着重于孙中山本人的文字、言论和活动，这当然是首要和常规的做法。可是，由于孙中山始终处于时代的中心，其思想、活动及其与各方联系，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脉动。应该进一步扩张视野，追究古今中外、前后左右相关的思想言论和派系人事，力求充分准确地理解孙中山的言论行事。近年来，直接以孙中山为题的论著虽然相对减少，晚清史民国史相关专题研究的展开，却有效地推进了孙中山研究的实质性进展。资料的发掘与编辑同样如此。例如新近发现的康有为书信中关于1905年刺杀孙中山的计划，不仅进一步坐实保皇会后来矢口否认的暗杀行为，而且有助于深入考察革保双方的关系。
也就是说，作为研究孙中山的基础性建设，编辑孙中山本人的文字言论无疑至关重要，而要恰当全面地理解其言行，还应该广搜群籍，采集与之相关的文字，加以比较参证。所谓相关文字，直接联系者大别为三类，一是各方致孙中山的函电，二是讨论与孙中山的政见主张相关的各种问题，三是有关孙中山言行及其相关史事的记述。前者取舍较为明确，其次则包括支持、反对和异议的各方面，甚至延伸到孙中山身后，至今不绝。第三项虽然时间限度清楚，空间的边际则相对模糊。尤其是要将孙中山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之中，而不仅仅以孙中山为轴串联历史。循着先易后难的途径，由编辑函电入手，其他陆续展开。在此基础上，理解孙中山的文字言论行事，孙中山与各方的关系，以及与孙中山相关的各种大事要人，乃至于把握领悟近代以来中国观念文物制度的变化，不仅言之有据，而且彼此参证。尤其是依时序综合考察孙中山的所有言行及其与各方关系的发生演化，无论本事还是心路，较由一点一面立论，更易近真且得其头绪。
孙中山生活的晚清民国时期，恰值西学、东学、中学交汇融合，各种思想、学说、主义、制度等，经由日本传入中国，这方面相关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清季民初，国人逐渐脱离“西方”的笼统观念，进入分别取舍欧美各国之所长的阶段，渊源不同，取法各异，自然少不了争论，连带在具体政制设计方面，也会因人而异。关于这些争论，以往的看法过于笼统模糊，不能在来源实行层面深究其详。
例如，一般而言，说民权主义旨在实行欧美的民主制度并无异议，可是代议制进入中国，始终争议不断。孙中山从来赞赏瑞士的直接民权，而对美国式的代议制不以为然，认为国务由政党包办，政党轮替，则官员全部更换，这不仅不胜其烦，而且流弊匪浅。单纯通过选举来录用人才，使那些善于辞令的人上位，无口才但有学问思想的人却被闲置。“美国国会内有不少蠢货，就足以证明选举的弊病。”[8]为此，他要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另设考选权和纠察权，实行五权分立，以改善三权分立制度。
孙中山的主张不为同党所接受，民初议会制与政党政治相辅而行。不过，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建制，形式上却包含了并非来自孙中山的考选和纠察两权。随着议会中的党派代表逐渐沦为各省和中央军政实力派的附庸，使得各方极为不满，酝酿着各式各样的改革方案。1920年前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会的不良是导致现行政体失效的主要原因，原来竭力鼓吹开国会的梁启超、汤化龙以及张君劢等人，纷纷宣称代议制不适宜中国，在世界上亦已过时，甚至公开宣判国会的死刑。至于如何进一步改良政体，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径：一是在现行政体的框架下，削减国会的权力；二是引人直接民权，建立真正的人民主权机关，并以此作为各权力机关之母。
孙中山本来就主张直接民权，实行全民政治，只是为了反对北方的军阀官僚政客，才打出护法的旗帜。1923年1月1日，国民党发表宣言，指“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驽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并提出三点主张：“甲、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乙、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丙、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9]孙中山放弃护法不过是大势所趋，而将国民大会正式列入政纲，则是直接民权的一种选项。至于是否诉诸武力，不过是手段，况且护法也并非纯然和平形式。
自辛亥提出用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来，每当遇到重大国事问题，就不断提出并召集国民大会（会议）予以应对。开始是因为没有正式国会，后来则是国会不足以担此重任，再后来就对国会的正当性产生怀疑，甚至主张根本抛弃代议制。重新设计政体，一方面是削减国会的权力，从国会析出部分权能归属于其他机关；另一方面是尝试特设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主权机关，并以主权机关作为凌驾于各权之上的常设机关。国民大会(会议）一是要在割据分裂的政局之下发挥民意在解决诸如政争、制宪等重大问题时的作用，二是要更好地体现主权在民的思想，使得全体国民能够普遍、常态、有效地行使主权。
在众多加强直接民权的设想中，孙中山参照综合各种国民大会方案修订的五权宪法，将国民大会正式列为国家行政体制的常设机关和最高机关，不仅拥有法律上创制与复决的最终裁决权，还有对国家各机关人事选举与罢免的最高决定权。这样的政治架构，成为国民政府的正式建制，也影响了此后国家政权的政治建制。若以为人民代表大会只是对苏维埃体制的简单移植，忽略了民初实行代议制的诸多流弊以及国民大会产生实施的渊源流变，则是错解历史，误读现实。至于新的政治架构仍然难以解决国民直接和常态行使主权的难题，则应当进一步向前探索，而不是简单地反向诉诸历史已经证明不能很好代表民意的代议制，重蹈以西为新的覆辙，避免陷入循环往复的泥淖，走出一片前无古人的崭新天地。
以孙中山为枢纽，将其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之中，凡涉及相关的思想言论人事，尽可能多角度呈现历史的复杂本相，而不仅仅以孙中山为轴串联历史，不但可以提供进一步深化孙中山研究的坚实支撑和有力凭借，而且能够充分展示孙中山作为时代枢纽的广泛联系和巨大作用。
其三，应注意平衡忠实历史与兼顾现实的关系。搜集、整理、编辑、出版文献，以及编撰长编，应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原状，只做技术性加工，不要预设取舍的立场，或溢美，或讳饰，强古人以就我。即使不同版本的文本比勘甚至文字校正也要十分谨慎，千万不可自以为是。应当相信，孙中山在历史上的重要和正面，不会因为别有用心者在个别问题上断章取义的曲解或是用后来的道德、政治评判准则加以裁量而改变，反而是多此一举的考量行事容易令人心生疑惑，以为真有不能公诸天下的见光死。如此做法，等于坐实了神化的指摘，让妖魔化的用心得逞。
与此相应，编辑征引孙中山及其同志、同道、对手甚至敌方的文献，也不必多所忌讳。所谓学术无国界，至少在历史研究领域得到相 当程度的体现，学人若不能全面掌握相关资料，便会在学术话语权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例如，与孙中山关系紧密的胡汉民、戴季陶、汪精卫等人，至今没有较完整的全集，早年出版以及后来台湾方面编辑的文集，限于条件，缺漏较多。作为孙中山曾经的亲信助手，他们的文字言论当中，有不少是传达和解释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当然也有曲解之处。清朝官员和民初北京政府时期的军政人物，大多是孙中山的敌手，但在一定情况下，也与孙中山有所交集，甚至形成同盟关系。这些人的文集，不少付诸阙如。其中自然包含对应孙中山言行的部分，不能联系比较，很难前后左右理解孙中山的言行达到得其所哉的程度。
由于孙中山及其相关资料分散于海峡两岸，以往分别编辑，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若能合作进行，不仅还有广阔的空间，成效也会更加显著。
善用材料者，伪书亦可见真历史。孙中山在世之时，各方就不断传出其死讯，就事实而言，这些传闻至少是以讹传讹，甚至是故意散布的谣言，绝不可能属实。但是转换角度，却能够反映散布传播者的动机目的以及传播的途径形式，反衬孙中山在中国政坛上的影响地位。
孙中山逝世后，各种政治势力围绕三民主义的解读发挥，继续展开论争，余绪至今不绝。而孙中山的历史形象及作用，也会在各方持续进行的纪念过程中朝着各自心仪的方向不断重新塑造。只有将涉及孙中山所有思想政见的赞同、反对、异议的所有意见全部汇集，不单单从孙中山的角度，或以孙中山为中心立论，而是四面看山地考察把握孙中山思想政见的渊源流变、社会反响以及时代影响，才能跳出各执一偏的争讼，认识深人一层。
处理晚近文献史料的另一重困难，即如何整理的问题。编年不是资料长编，必须将各种资料融会贯通，但无疑也要大量征引史料，才能接近前贤所说将材料整理完备，史学功能已毕的标准。依照傅斯年的看法，材料越生越好。此说固然不免抹杀前人本意之嫌，忽略了加人主观也是客观历史的组成部分，却显示后人的加工往往容易扭曲歧误。通常情况下，越是增加所谓学术含量，错误的可能性越大。所以征引文献，首重内容，版本的价值，则要权衡其对于理解文本史事的作用。有鉴于此，编年确定两项原则：
注重文本的异同联系。印刷术等普及之前，文籍多借传抄流行于世，手民之误，在所难免。于是后世学人搜求各种古本，加以校勘，以便恢复本来面目。不过，文本歧义，原因甚多。如记录者不一，或是本人的说法因时因地而异，都可能造成同题异文。只不过上古文献留存不足，难以征实。晚近以来，刻书印书日趋便利，学人著书立说，随刻随印随改之事日渐平常。或学问精进而认识调整（如陈澧）或时事变化而有所权通（如梁启超），虽不至于人人都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是千变万化，莫衷一是。前者可以窥见作者的心路轨迹，后者更能显现时局的跌宕变幻。各处异文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重要的故实。简单地断为今是昨非，则不能把握历史的本相及变相。恰当的办法应是将各种版本的异文逐一标注，求其古以求其是。而不能仅仅依据今日自己的经验学识，定于一是。但凡不先求其古便求其是的，不仅抹杀异文背后复杂生动的史事，而且往往形成新误的根源。须知中国历来很少形而上的抽象思维，言论著述，大都有具体的时空人缘由等因素作为条件，抽离具体条件，以今人心中之是为是，则无从考察历史人物何时何地因何为何之是。
不擅改字。清代学人系统地整理历代文献，遇到不能通解之处，每每指为错误，且好擅改字。实则彼时彼处本来可以通，改后反而误。此所谓“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转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10]？今日学人同样好改近人文字，相关部门又鼓励统一规范和标准化。殊不知征引近人文献，起码应于古今之间求得平衡，而不能一味强古人以就我，今人再高明，能量再大，也无法改变已经过去的历史。近代虽然距今不远，而语言文字及词汇概念的意涵变化极大。今人不解近人的通则惯例，却自以为是地裁量判断，以自己的知识习惯以及现行规定为准则，动辄指为不通而擅改，往往笑话百出。即使未必改错，如将异体字一律改为所谓本字，殊不知前人遣词用字，不仅有正异之分，还有雅俗之别，强求一致，则失却本意。
四 史事编年的取向
作为振兴中华的倡导者和民族复兴的先驱者，孙中山迄今得到全球华人的普遍认同，其思想及人格具有持续影响力和广泛凝聚力。而不断的重新解读，应当依据事实，逐渐近真，以免在见仁见智的托词之下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各逞私臆。2016年的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将是全球华人共同的盛大活动，一套能够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取材丰富，事实准确，考证精当，全面展现新的研究水准的《孙中山史事编年》，不仅有助于推进学术的良性发展，还可以在公共话语方面发挥影响引导作用。
孙中山研究经过二十余年的相对沉寂和不断积累，现在到了总结和提升的适当时间节点，主要体现于：陆续出版发表了一批孙中山研究论著，其中的新发现新进展，尤其是依据新材料或整合新旧材料纠正原有误说，提出可信的新说，应当及时全面地总括吸收；包括档案及文献汇编、网络资源和数据库在内的各种新出史料，使得学人可以接触利用的资料较以前大为增加，大幅度扩充了历史认识的范围和内容。南京临时政府档案，北洋政府档案，以及围绕清史工程、纪念辛亥革命和各省地方文献丛书的海量出版，加上海内外各种网络资源陆续开放和多种报刊文献数据库的开发，极大地丰富和便利了资料的查阅使用，很大程度解决了近代史料数量庞大而利用不便的两难，从中可以发掘出大量新材料，有助于扩展研究的视野，提高论证的精度，深化研究的层面；与孙中山直接间接有关的晚清民国史专题研究进展显著，覆盖广泛的专门论著，拓展深化了对于孙中山活动的时代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人事的认识，为重新检讨和推进孙中山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业师陈锡祺先生原来治隋唐史，后转而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着重于孙中山研究。或因学术渊源有别，取径与一般不同，最为重要的，一是强调思想与活动相辅相成，二是重视长编的作用。所主持编撰的《孙中山年谱长编》，颇受海内外学人赞誉。近年来，不断有师友提示可以增订再版。鉴于牵动太多，考虑再三，还是奉其宗旨，另行编撰为宜。相较于资料的扩张和研究的进展，已有的同类成果，或字数有限，只能以孙中山为中心裁剪取舍，难以充分展现浓缩一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应有之义，以及体现长编考异法的精妙所在；或类似资料长编，篇幅虽然膨胀，内容未必拓展。至于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新成果，各有建树，也各有偏重，有必要与新出资料进行全面整合，系统梳理，重新检讨和进一步深化历史认识。也就是说，在充实内容，订正误说，扩展视野，丰富层面等方面，编年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虽然孙中山研究在整个近代中国研究中比较成熟，但是相对于历史的错综复杂以及相关资料的极为丰富而言，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俯拾皆是，《孙中山史事编年》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本书努力的主要方向在于，以孙中山为枢纽，充分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全面爬梳排比档案、报刊、日记、函电、书籍等各类资料，经过仔细的勘验比较，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孙中山的言行思想以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人事，大幅度扩充相关史事的内容层面，努力还原历史的复杂本相，充分展示孙中山作为时代枢纽的广泛联系和巨大作用，表明始终处于时代中心的孙中山的思想、活动及其与各方联系，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脉动。
具体而言，就是力求尽可能完整地搜集掌握海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充分地加以吸收，尤其是注意订正错误和由新材料确证新事实的部分;尽可能完整地搜集各类资料，大幅度扩充各方面史事，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写成详实的信史；尽可能全面地把握孙中山与各方关系，最大限度地展现与孙中山有关的各个层面的实情，包括将思想还原为历史的实际进程；尽可能全面地梳理贯通所有研究成果和各类材料，对相关史事加以严谨考订，并力求揭示表象背后的内在联系，形成能够体现当代学术高水准的著作。
为达成上述目标，主要从以下方面努力进取：
——利用近代中国史料极大丰富的特点，努力揣摩长编考异法的精妙并且应用得当，充分展现编年体之于近代中国研究的重要价值。宋代长编考异法与欧洲近代比较研究相契合，受欧洲学术影响至深的学人往往极为推重。只是此法用于近代中国研究，反而有力不从心之憾。其难主要有二，一是材料多难以全录，二是史事繁难以尽取。因此两难，加上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即使有所运用，也只是简单地顺序排列史料史事，未能体现长编考异法的高妙。实则近代史料种量繁多，史事曲折复杂，最适宜充分展现长编考异法的优长，将所有材料相互参证，勾连贯通，以免随心所欲的解读导致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尴尬；从不同视角考察所有史事的各个层面，避免以偏概全，以某人之是非为是非，结果无是非可言的乱相，矫正时下近代中国研究中常见的随意立说和格义附会两种偏蔽，破解各式各样的罗生门，逐渐接近并恰当呈现错综复杂的历史本相，展示长编考异与比较研究的相互融合之于近代中国研究的效能。
——借鉴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的成果和经验，破除各种先人为主的成见，努力回到“无”的境界，探寻“有”的发生及其演化。从西学、东学、中学的交汇融合把握知识与制度的千变万化，考察形形色色的亲历者思维行事变动不居的各说各话。在古今中外的整体关怀之下，因缘观念和事物从无到有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理解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探究孙中山及其时代的观念与体制变动的渊源流变；力求将与孙中山密切相关的思想、学说、制度、人物、事件安放于适当位置，多层面地加以观照和解读。
——不仅仅以孙中山为轴串联历史，不仅关注孙中山本人的言行，不仅从孙中山的角度考察其与同时代人、事的关系，也不仅从孙中山的视角来看待其所经历的一切大事要人，而要将孙中山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之中，依时序综合考察孙中山的所有言行及其与各方关系发生演化的全过程各方面，从而进一步夯实孙中山研究的基础，大幅度提升相关研究平台，深人理解孙中山的文本言论行事、孙中山与各方的关系、与孙中山相关的各种大事要人，乃至于把握领悟近代中国观念文物制度的变化，为孙中山研究这类相对成熟的领域提供进一步摸高探深的实例，进而推动整个近代中国研究的全面深化。
悬的高意味着难度大，处理好下列矛盾，是成败的关键：
其一，发现新材料与贯通新旧材料相辅相成。历代文献多经反复整理，且大都以纸本或电子版形式出版，除了深究版本以及出土文献之类的问题，一般而言掌握完整并非难事。晚近史料大幅度扩张，不仅数量繁多，很少整理，而且收藏分散，不易把握边际。即使老师宿儒，也难以完全掌握驾驭。要想胸有成竹，应努力突破时空条件和学识功力等主客观局限，总体掌握史料的规模、形态以及收藏情况，竭泽而渔地搜集各类资料，并把握不同类型的文献本来的条理系统。在全面掌握国内外先行研究成果和汇聚新出史料的基础上，比勘贯通新旧材料，多视角多层面认识相关史事，探寻所有历史人物活动及事件背后的内在联系。
其二，拿捏以孙中山为枢纽，贯穿近代中国大事要人的分寸。既不能局限于孙中山本人的言行，以免望文生义地解读，或是仅仅从孙中山的角度看待评判与其有关的人事，也不能漫无边际，脱离中枢，变成中国近代史的浮泛缩写。应提纲挈领，充分体现孙中山的枢纽性地位作用与四面看山地观察把握近代中国的大事要人相得益彰，展示长编考异与比较研究法之于近代中国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其三，把握古今中外的联系与区别，注意分别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从无到有地用历史眼光考察近代中国观念行事变化发展的实际 进程及真意本相。
实现以上各点，可望从几方面体现新时期孙中山研究应有的水准以及彰显编年的价值：
——编成一部内容详实、能够体现时代水平的信史，提升孙中山研究的水准，保持和进一步增强孙中山研究的优势地位。
——打造高度与深度相辅相成的研究新平台。通过梳理孙中山的言行及其与各方关联，深人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制度建构、思想脉络乃至中外关系，使得理解孙中山的言行与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相辅相成，促进近代中国研究的深人发展，尤其是强化相对薄弱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化孙中山研究提供坚实支撑和有力凭借。
——确立检验各种研究和评价孙中山的观点说法的衡量尺度。通过汇聚梳理各种史料史事，订正误说，缩小歧见，保存异解，实事求是，不溢美，不附会，不趋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提供全面认识孙中山以及近代中国的凭借和保障，防止随心所欲的曲解和盲人摸象的瞎说，成为检验神化和妖魔化的试金石。
扩而大之，《编年》之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还有进一步的意义。
长编考异之法最为适合晚近史研究，却普遍被轻视和忽视，应努力探索发挥编年体裁在近代中国研究中的潜在价值和重要作用，并提供经得起学术检验、具有展示度的研究成果。作为编年体的最高体现，长编考异法与域外比较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将两种治史良法相互参合，应用于史料极大丰富的近代中国研究领域，能够有效地纠正和防止各种局限偏蔽，掌握比较不同的史料寻绎历史发生演化脉络的能力，由碎立通，减少穿凿附会的曲解和随心所欲的妄言，使得解读材料和认识问题均能够适得其所。
史无定法，看似今是而昨非，实则万变不离其宗。那些追仿域外新法、貌似引领时趋的新说，本来就多为边缘迎合主流的折腾。而汉语言文字的特性，又容易格义附会，倡言与附从，对于所鼓吹附和的大都相当盲目。但凡良法，必然高妙，决不会不学而能。集众的研究，在人文学科未必是理想的形式，可取的方面，要项之一，就是训练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最重要的是基础性和基本性的训练。只有本宗扎实，根本确立，才能以不变应万变。通过集众的研究，可以为孙中山研究保留必要的种子和培训适当的骨干，使之能够薪火相传，先因后创，温故知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帮助参与者揣摩掌握长编考异之法的精妙，能够熟练应用，具备长编考异的底蕴基础，转治其他专题，效果大不相同；促使研究者打破分科的局限，跳出专门的窠臼，多头并进，相互贯通，提升治学的境界。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集众式研究的参与者较多，各人的学识功力及态度难免参差，对于长编考异和比较研究法的理解领悟有所差异，势必对相应时段的成果质量产生影响。为了确保整体理念及具体做法能够落到实处，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尽可能减少差别。至于是否达成，还有待于方家的检验，予以针贬，以便随时修订。即使编年本身未必完全达到前述理想的境界，经由编年的训练，利用编年的累积，有心之士也有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做出令人瞩目的成果。
（本文选自《孙中山史事编年》）
[1] 1935年10月1日《教与学》第1卷第4期，引自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55页。
[2]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67页。
[3] 谢缵泰的《辛亥革命秘史》即有此意。黄宇和关于孙中山伦敦蒙难的研究亦发挥此意。
[4] 据说欧阳渐治俱舍学，三年不成，后于沪上遇沈曾植，沈告以不要治俱舍学，而要治俱舍宗。欧阳渐回到南京，寻找俱舍前后各书以及同时他家诸书读之，结果三个月就灿然明白俱舍之义。此典型事例显示，即使近代佛学界堪称大师级的高人，也不能直面文本领悟内典的精义，必须前后左右比较研读，才能异同自见，大义顿显。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页。
[5] 《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2—263页。
[6] 详见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北京：《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收入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文字有所调整。
[7]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第1册，第6、80页。
[8] 《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9—320页。
[9] 《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大公报》1923年1月1日，第2张第2页。
[10] 《刘叔雅〈庄子补正〉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