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动态 | 《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选摘试读
《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作者简介
桑兵教授
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等。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等。
本书目录
绪论：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005
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
一 圣道与技艺 /032
二 分途未必并重 /038
三 西体双轨 /044
四 分途与合流 /050
“中国哲学”探源
一 “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 /058
二 泰西哲学与中学 /068
三 “中国哲学”的取向 /076
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
一 废除汉字：近代汉语言文字改革的目标 /088
二 我手写我口：白话文的过渡使命 /096
三 文言白话 孰为正宗 /104
四 龙种？跳蚤？ /110
马裕藻与1934 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风波
一 元勋还是罪魁 /118
二 解聘与辞职 /124
三 师、生、校异趣 /133
四 挽留背后的矛盾 /145
五 消沉与发奋 /154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一 北将入主南营 /164
二 南北新旧 /171
三 由分而合归本原 /179
留欧前后傅斯年学术观念的变化及其牵连
一 留欧前后的转变 /194
二 顿悟：环境与交友 /210
三 敬而不畏之畏 /222
四 心照不宣的礼让 /232
陈寅恪的西学
一 学问难以贯通中西 /245
二 中国的东方学首席 /254
三 国人之中 西学较优 /263
四 取珠还椟 /269
五 申论 /275
民国学人的宋代研究及其纠结
一 宋代为中国学术文化高峰 /280
二 “ 宋学”渊源 /289
三 新宋学及其取径 /301
四 南北宋的高下 /313
“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
一 取西洋哲学观念 /322
二 了解之同情 /329
三 宋贤治史之法 /335
求其是与求其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方法启示
一 思想为语言所支配 /341
二 求其是与求其古 /349
三 方法为仪型 结论不成立 /355
人名索引 /365
征引文献 /373
选摘试读
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
晚清长期持续的科举与学堂之争，所争的焦点，其实是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以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教会学校在这一历时半个世纪的争议和争夺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学制颁布之前，一般而言，教会学校实行的教育名曰中西分途并重，实则可谓西体中用。不过，教会学校的西体，与普通学校有别，实际上是科学和宗教的双体。中西学相对之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而学与教相对时，则以宗教为体，中西学皆为用。秉承这一宗旨，教会学校始终坚持分途教授中西两学，这与中国社会整体上迫切希望将中西学熔于一炉的取向明显脱节。在经历了种种融合汇通的阵痛后，国人仿照或借由东学，形成影响近代中国至深且远的新学。教会学校中西学分途教授的态势，既使教会学校本身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等等问题上存在相当的困惑，也局限了教会学校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影响学制设置与演进方面，贡献相当有限，只能继续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与此相关的各类材料已经被陆续整理汇编，相关史事一般教育史或传教史的研究者也大都耳熟能详，可是转换扩张视角，对于材料和事实或有深入一层的解读。
“中国哲学”探源
古代中国有无哲学以及什么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已经困扰国人一个多世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而且范围还有向海外蔓延之势。对此海内外学人已有为数不少的研究。不过，这一问题其实是“哲学”或“中国哲学”如何进入中国的衍伸，因而认识的关键，在于考究近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如何出现及传衍。就此而论，近年来无论史料的发掘爬梳还是史事的考订条理，都有长足进步。只是相对于问题本身，在关键的环节上还有史料史实的重要缺漏，由此留下不少未尽之义。
海内外关于中国有无哲学的历次讨论中，论及“中国哲学”的缘起，始终缺少关键性的史料，因而相关史实的认定难以完全做到信而有征。由于这一历史最早发生于明治日本，利用新出及鲜见的中日文献，用解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的办法，探究“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演化，成为解决这一难题至关重要的枢纽。本篇详人所略，着重探讨三个方面：1．“中国哲学”的产生；2．中国人对“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接受；3．国人对于“中国哲学”的反省。
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
按照后来通行的论述，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多层面的重要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文学革命的结果—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正式通行的文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学，被倡行者视为一场变革文体的改良或革命。虽然白话文和白话文学古已有之，虽然白话报刊自晚清以来已经蔚为风气，所造成的影响却不能与五四白话文学相提并论。其间的分别在于，前者只是部分，后者则是整体。所谓部分，或是部分的文，如语录体和小说；或对部分的人，如面向下层社会或妇孺的启蒙（包括识字及风教宣传）。相应地，所谓整体，就是覆盖全部的文和所有的人。其结果，白话文成为全社会各阶层正式通行的文体，适用于各个层面和领域。今日海内外所有使用汉语言文字者，基本已经没有人继续以文言文作为主要的表达形式。白话文不仅是今人相互沟通的手段，而且成为今人了解古人的凭借。
单从上述角度看，白话文学或许算得上是成功的尝试。不过，放宽视野，白话文学只是清季以来中国文字改革的环节之一。它会聚了文字改革的所有价值评判和目标指向，也承载或反映了文字改革所包含和面对的所有矛盾及其症结。就此而论，说白话文成功不仅为时尚早，而且问题甚多。和新文化带来的其他新事物相似，白话文作为清季以来语言文字革新的阶段性进展的体现，只有放到整个近代汉语言文字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才能认识其取向和功能，并且对其成败得失有所领悟。
对于五四白话文乃至清季以来文字与文学改革的功过是非，上世纪70 年代以来，已有学人深切反省，较为全面、彻底而较早的当属唐德刚的《国语·方言·拉丁化》，较近的则有王东杰的《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季切音字运动》。两位以及其他重新检讨这一历史的学人的意见，大都显示了后来者由情绪回归理性的冷静，和跳出进化论单一取向的努力，所论已将大体意思揭出，细微处或略有不同，基本理念则大致无异。只是唐德刚的论述较为概括，且多文人笔法，王东杰则集中于晚清，从文与言的分与合的角度，尚有未尽之意，留下可以申论的空间余地。
马裕藻与1934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风波
太炎前期弟子，大都颇负盛名，坊间流行的五大天王之说，能够反映章门学术江湖地位的一时如日中天。不过，马裕藻（1878—1945，字幼渔，亦以字行。浙江鄞县人。或谓其本名巽，似与其长子相混淆）虽然身份不浅（章门弟子中，马裕藻年长，有老大哥之称），地位不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十四年），却不得列名其中。不仅如此，由于他既无著述，又少轶事，以致几乎没有人做过研究。坊间流传的一些文字，大都敷衍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相关记述而来，其中以讹传讹乃至穿凿附会之处不在少数。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究马裕藻，首先必须解决材料从何而来的问题。马裕藻的生活交友圈子，多以同门为轴心纽带，而同门当中，多人留有日记并且已经陆续出版，虽然所记大都琐事片断，如果相互参照，拼合连缀，也可以组成大体完整的图形。同门之中，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树人、周作人等人的日记已刊，其中马裕藻与钱玄同的关系最近，朱希祖次之，周氏兄弟又次之，与黄侃较为疏离，与吴承仕则交恶。而各人的日记详略不一，间有散佚，如朱希祖北京期间的日记便付诸阙如。以同门日记为基础，参酌其他报刊、档案、回忆录等资料，可以大体还原这位雁过无声人过无名的名人的历史轨迹，进而探究民国时期学术风气的流转和学界世态的炎凉。
本篇仅取1934 年北大解聘国文系教授牵连马裕藻辞去系主任一事，重现相关史事并讨论背后的问题。关于此事，坊间传说及有所涉及的文字相当多，大都以林损、胡适为主角，不仅各执一偏，而且真伪莫辨，形同八卦翻新。一些言之凿凿的考证，也因为各自的成见太深，无法摆脱偏听偏信的局限。而马裕藻作为配角，显得可有可无，使得此事似乎只是学界的轶事花絮，而与近代中国文学观念及组织关系的重大意义不能显现，马裕藻的历史地位也难以彰显。为此，在尽可能全面还原事实的基础上，力求探寻各说各话背后的隐情真意。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中国历史上的学分南北，由来已久，仔细考究，所据大都是后来的臆见，而非当日的实情。五四新文化以来，南北学人的派分因缘大学、刊物、学会等等的联结作用，观念差异与人脉亲疏相互纠葛，明争暗斗，成为无形之手，操控着学界的取向，影响学风的流变。双方代表人物表面似乎并非强分疆界，畛域自囿，实际上成见不浅，心结已深。影响之深远，至今流风遗韵不绝。不过，民国时期的所谓学分南北，依据不同，讲法各异，深究起来，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绝非楚河汉界，壁垒分明。尤其是国民政府迁都之后，学术文化中心逐渐转移，双方各自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彼此渗透。另一方面，双方代表者在争斗过程中难免意气用事，偏离主题，其执着纠缠的此是彼非，在旁观及后来者眼中未免偏激，因而修正调整，回归学术本原。出身北京大学，抗战期间又在中央大学史学系扮演要角的金毓黻，关于南北学风异同的看法及其与南北两派学人的关系，并非中西新旧，非此即彼的观念所能解释，在一般近代学分南北的叙述中或为异数。只是换一角度看，这样的异数反而显出某种常态，值得后来者深思反省。
留欧前后傅斯年学术观念的变化及其牵连
在新思潮鼓舞下满心向往融入世界潮流的傅斯年，赴欧洲前后，经历了读西书与留西学的不同阶段。学习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不仅是眼界的放大和知识的扩充，同时也导致态度的变更甚至立场的转移。另一方面，在留学的选择从清季以日本为主转向民初以欧美为主的时势中，傅斯年与陈寅恪都认为求学问与求学位不同，求学问应去欧洲，对于时髦青年纷纷去美国求学位不以为然。傅斯年没有到过美国，陈寅恪虽然一度远赴太平洋彼岸，可是对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美东学术环境印象不佳。傅、陈二人相识于欧洲，彼此论学，从后来的著述言论看，常有许多相近相同的见解。
因为同是民国学术界屈指可数的人物，关于傅斯年与陈寅恪的关系，学界与坊间多有探究演绎，其学术主张的异同，自然也在关注之列。两人学术上的种种近似，自然不乏英雄所见略同的情形，但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至于究竟哪一方占据主导，或者说究竟谁影响谁的问题，因为彼此都缄口不言，又少见相关记述，难以征实，因而大都茫然不觉，不以为是问题，或虽然有所察觉，限于材料不足征，只好存而不论。间有心生疑惑者，私下谈及之外，也不便贸然揣测。此事若是执着于实事求是的一般套路，大概很难做到信而有征的程度，必须前后左右，以实证虚，才能看出端倪。从留欧前后傅斯年学术观念的变化，或许可以探查两人学术关系究竟哪一方占据主动的蛛丝马迹，进而窥知可能与大体。
陈寅恪的西学
陈寅恪向来被誉为学贯中西的大家，其西学的水准似乎不成问题。另一方面，陈寅恪治学主要在中国文史及东方学领域，不大论及所谓西学，而且极少称引西说，似乎又不在后人眼中的近代输入新知者之列。近年有学人提出陈的西学未必好，只是并无论证，亦未树立准则，似有故标高的之嫌。不过，陈寅恪很少专门谈论或称引西学，一般指为学贯中西，大概也是泛泛而论，并无确切标准和真凭实据。同样被誉为学贯中西的近代中国学人当中，西学程度更加可议者不在少数，有的则所谓西学程度略好，中学却很成问题。此事牵扯到对待域外思想学问尤其是西学的态度，为近代以来国人普遍遭遇的一大难题。有鉴于此，陈寅恪的西学究竟如何，有必要专门提出来讨论，而且应该设法加以论证。
……
中外文化的交流影响，源远流长，随时进行。就精神领域的学问集中而论，受域外影响最深的大致有三期，即以唐宋为中心的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泰西新学以及晚清的西学东渐。前两个时期虽然源流不同，实际上已经用夷变夏，形式上仍然坚持取珠还椟。后一时期则夷夏大防全面崩溃，不仅西体中用，甚至全盘西化，因而高扬输入新知的大旗。这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局部的胡化略为近似。正是针对世风不以舍己从人为耻、反而挟洋自重的时尚，陈寅恪凭借二千年中外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重申中国今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的思想，其结局在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地位，而且势将终归于歇绝，主张必须坚守道教之真精神及新儒家之旧途径，一方面尽量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地位，二者相反相成，才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的确切中时弊。尽管他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未必能够即时挽回世运，所提出的法则却有颠扑不破的效应，可以检验所有与此相关的人与事。只是其所预言应验之日，恰是近代以来许多的流行破产之时。
民国学人的宋代研究及其纠结
民国时期，学人沿袭清中叶以来的风气转换，对于赵宋一代的学术文化渐趋推崇，同时随着研究时段的下移，中古历史开始受到重视。两相作用，关于宋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层面日益扩展深入，意见分歧也逐渐多点展开。不无蹊跷的是，对于宋代越是推崇备至的学人，如陈寅恪、傅斯年等，反而很少直接下手撰写关于宋代的论著。而其提出的各种问题，却陆续引起宋代研究专家以及关注这一朝代的各科学人回应讨论。其间玄奥，颇为耐人寻味。
对于陈寅恪重视宋代而无直接著述一事，学人已经有所注意，并且努力概括陈的宋代观或宋学理念。可是陈寅恪等人关于宋代研究的种种议论引起近代学人广泛讨论的渊源流变，却鲜有通盘爬梳解读，因而论及相关史事文本，误读错解之处不少。梳理相关史事，将思想学术还原为历史，可以进一步把握陈寅恪及其他学人对于宋代看法的异同，探寻其何以无宋代专门论著的缘由。而以陈寅恪等人所主张的办法，寻绎当时学人重视宋代的前因后果和各自侧重，及其关于重修宋史、“宋学”渊源以及宋代史学、新宋学的讨论争议，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近代学人关于宋代言说的本意，而且对于今日研治宋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有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治学须取法乎上，以免等而下之。有鉴于此，不揣冒昧，就近代学人关于重修宋史、宋学渊源以及新史学和新宋学等事，略作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
号称治学着重中古一段且十分推崇宋代史学的陈寅恪，虽然很少直接着手撰写宋史，实则以宋为制高点，为天平中心，为治整个中国历史的承担，而不以赵宋一朝为断代，不以史学为专门，所以治学能够据有宋代学术文艺的高度，否则不仅不能理解把握中国的历史文化，治宋史也难以达到应有的境界。
“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
1930年代，陈寅恪先后为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撰写审查报告，不仅助成其出版，有利于提升该书的学术地位以及冯友兰的学术声望，同时两篇审查报告本身也成为近代学术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陈寅恪本人的学术思想，因而吸引后来学人的不断解读。人们一方面努力读懂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评价的真意，以确定冯著在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定位；另一方面，则试图从中找出陈寅恪自己治史方法的恰当表述，以便悬为高的，追摹仿效。不过，仔细研读陈寅恪的文字，重审已有的各种议论，总觉得或有所出入，或言犹未尽，不尽当意。深究陈寅恪对冯著的看法，所重仍在探测陈寅恪本人的史法。只是陈的心思细密，上述相互关联的两方面本意，不易从各种文献记载的字面直接解读出来，理想取径，还是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即借重陈寅恪的办法，考察其本人的言行，或许能至虽不中亦不远的境界。至于外行以为作古之人，无法复验，实不知史学的奥妙所在，很难心领神会，并不在本文言说的对象之内。
……
韩愈之后，宋代新儒家接续其事业，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所以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所以陈寅恪对韩愈、朱熹等唐宋大儒推崇备至。相比之下，取西洋哲学观念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往往导致格义附会，非但无助于理解领悟古人思想，反而陷入愈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愈远的尴尬，或是流于西洋哲学的附庸。而善用格义之学，借鉴西洋哲学观念，重新理解吸收古人思想，形成今日所需的哲学，而不是编织“哲学”进入中国之前的“中国哲学史”，求珠还椟，面向未来，或可继宋代之后，进一步丰富提升中华民族形而上的抽象思维，再创思想的新高。犹如经学之于上古，固然须疑古辨伪，以求渊源流变，但不能因此否定经学对于理解两汉以下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三纲六纪，仍是中国文化的关键。而现代“中国哲学”能否如宋儒的“理学”，各领风骚数百年，则是对今日有志于“哲学”的学人天赋与努力的极好检验。
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所写的两篇审查报告，在相对于整理国故和古史辨等学界时趋的偏蔽有条件地肯定冯著的同时，表达了其关于上古和宋代历史文化以及哲学研究的不同看法，并略及方法。与其他记述相参照，可见“了解之同情”并非陈寅恪本人治史方法的表述。其研治经史，首重长编考异；内典文献，则取形似而实不同的合本子注。至于古史、宋代研究和哲学创造，能否达到其所期许的高度，还有待于来者。
求其是与求其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方法启示
近年来兴起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多向外洋求助，以新自诩。实则近代学人已有借鉴欧洲新法研治中国思想史的范例，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即个中翘楚。其研究对象与做法，与今日所谓概念史相近甚至相同，而其对欧洲相关学术方法的理解运用，以及对历代各类文籍材料和学人见识等本事的把握，则较为深入贴切。从中吸取借鉴，不仅有助于纠正一味趋新、实则不温故而欲知新的偏颇，也可以寻得研究良法，大幅度提高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准。尤其是改变削足适履地以外来间架为框缚、强古人以就我的偏蔽，因缘本事寻绎本义。限于主题，本文旨在讨论相关的研究及表述方法，至于所牵涉的“哲学”以及中古思想（宋学）的大事因缘等问题，不过举例，点到即止，详情参见本书相关各篇。
……
时下的概念名词研究，常见通病有四：一是用后出外来名词重新定义以前物事，导致似是而非的误读错解（如“地方”）；二是忽略同一时期的同一名词可能具有不同含义（如“科学”），而同一时期的不同名词反而表达同一概念（如“民主”与“民治”）；三是未能注意分别考究同一名词随着时空变动而产生含义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具体的时空变动的相关性（如“哲学”）；四是简单孤立地追求概念名词的形同，使得所谓关键词脱离文本、学说、流派的整体，变成抽象的含义，再据此以重新连缀史事。这样的归纳，虽有操作上的方便，却造成各个词汇一面与当时的史分，一面越俎去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令形式上的顺时序探求异化为倒看倒述，从而失去实际意义。也就是说，要详究历史以把握概念，而不能由概念来勾连历史。前者能够理解历史上的所有相关概念，后者只能创作自己的思想史。相比之下，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研究表述的方法方式，虽然时间早了半个世纪，仍然略胜一筹。由此可见治学未必后来居上。此说全在理解外来方法是否有用于解读本来史事，其标的当在后者。若身陷其中，又要强作解人，就难以解读得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