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动态 | 《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序言
《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85万8千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作者简介
王承文教授
王承文，湖南常德市澧县人，历史学博士，amjs澳金沙门151(中国)有限公司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道教经典和道教史、敦煌学、隋唐史、华南区域史研究。著有《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等。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国哲学史》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1999年1月，获中国史学会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全国范围内评选的“历史学优秀论文奖”。2005年、2013年、2015年，三次获广东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同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序言
汉魏两晋无疑是道教创立和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既奠定了道教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同时也决定了道教两千年来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不过，迄今为止，我们看到国内外学术界将汉晋道教作为一个特定对象来研究的例子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早期道教资料的匮乏以及相关道经年代的不确定性有关，另一方面也缘于汉晋本身就是道教研究中一个最具有争议的时期。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这段历史中的许多基本史实和基本问题都难以达成共识。然而，所有研究道教的学者大概都会同意，汉晋道教又是一个极为重要亦亟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的研究领域。这不仅因为道教史研究中的许多基本问题，都可以在汉晋道教中找到源头，而且也因为道教作为一种伟大的宗教，世界上任何一位对道教文化怀有温情和敬意的人，应该都很希望了解道教最初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基础上产生、成长和发展壮大起来的。
本书所选定的“汉晋道教仪式”和“古灵宝经”，是两个既各有其独立性然而又具有深刻内在关联的课题。道教仪式是道教存在和活动最主要的形式，也是道教信仰和教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正统道藏》所收道教仪式类经典堪称卷帙浩繁，而道教亦堪称是一种仪式的宗教。我们认为斋戒制度就是汉晋道教仪式史研究最重要的起点和基础。因为汉晋道教几乎所有与仪式有关的问题都离不开斋戒制度。然而，迄今为止，汉晋道教斋戒制度却还是前人关注和研究非常薄弱的问题。“古灵宝经”是指敦煌本陆修静（406-477）编著的《灵宝经目》所著录的一批早期灵宝经，其出世在东晋末年至刘宋初年。这批经典对中古以来道教的发展演变影响极其广泛而深远。我们认为敦煌本《灵宝经目》就是古灵宝经研究最重要的起点和基础。然而，近三十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敦煌本《灵宝经目》的出世、性质和内在结构等诸问题，却形成了很不相同的认识，并进而直接影响了对中古道教史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而本书就是在尽可能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以上两大核心问题所展开的专门讨论。
本书上编，是围绕斋戒制度和定期斋戒制度对汉晋道教仪式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研究。
第一章，汉晋道教斋戒制度和神圣空间构建论考。本章共分三节，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汉晋道教斋戒仪式与古代国家祭祀制度的关系。第一节，论汉晋道教斋戒制度和神圣空间的来源——以道教“静室”渊源和性质为中心的考察。本节侧重于从制度的层面讨论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早期道教“静室”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宗教性建筑设施，也是道教徒日常宗教生活的神圣空间，对于道教斋戒仪式的发展影响非常广泛和深远。1987年，日本著名道教学者吉川忠夫先生发表了《静室考》一文，对早期道教“静室”的来源、结构和功能等，都进行了专门研究。他认为“静室”最早源于西汉时期具有“请罪”性质的“请室”，后来则成为道教徒向神灵祈祷、忏悔以及实修某种道术的宗教性建筑物。然而，我们经过研究认为，汉晋道教的“静室”并非源于西汉时期具有监狱性质的“请室”，而是由先秦至两汉儒家祭祀礼制中的“斋宫”、“斋室”和“静室”等宗教设施发展而来的。古代祭祀礼制中“斋宫”、“斋室”和“静室”等与道教“静室”最主要的相通之处，就是它们都是特定的专门进行斋戒活动的场所。而儒家祭祀斋戒制度所具有的人神交通性质以及相关斋戒规范等，则直接影响了汉晋天师道以及其它道派斋戒制度的形成。自汉代以后，由于儒家祭祀斋戒制度已被道教和汉传佛教所吸收借鉴，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静室”实际上在儒道释三教中都普遍存在。汉晋道教“静室”还有大量其它名称，对道教各种斋戒仪式的发展演变也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而“静室”以及其它名称在道经中之所以如此大量而繁复地出现，就缘于古代国家祭祀制度自始至终都把祭祀前的斋戒划分为“散斋”和“致斋”两个不同的阶段，而“致斋”则必须要进入“斋宫”或“斋室”中斋戒，认为惟有如此，才能达到斋戒的本意，才能与神灵沟通，也才能超凡入圣。而汉晋以来的道教则严格地遵循了这一传统。因此，从这种意义来说，汉晋道教斋戒制度与古代国家祭祀斋戒制度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第二节，汉晋道教神圣空间与斋戒仪式的起源和展开——以道教“静室”和“斋堂”为例。本节侧重于从“斋戒制度”的目的、功能和基本内涵来讨论汉晋道教斋戒仪式与古代国家祭祀制度的渊源关系。宗教“神圣空间”往往又被称为“仪式空间”。汉晋道教“静室”和“斋堂”既是道教斋戒的场所，又是道教与神灵交接并最终超凡入圣的通道，因而就是道教最重要的“神圣空间”或“仪式空间”。而其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古代国家祭祀制度。我们研究认为，东晋末年古灵宝经无论是其“神圣空间”，还是其“斋戒仪式”，在本质上其实都是对古代国家祭祀制度和汉晋道教的直接继承和重要发展，与印度佛教“布萨”制度的影响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在古灵宝经之前，汉晋道教各派所提到的“斋戒”，其实也远不止是一种“行仪前洁净身心的斋法”，汉代《太平经》、《老子中经》以及汉晋天师道，都已有非常完整而正式的“斋仪”。道教比较个人化的斋戒和“斋仪”一般就发生在“静室”中，而集体性的仪式则发生在“治堂”或“斋堂”中。因而汉晋道教包括古灵宝经各种斋戒仪式的制定，在极大程度上就是依托这种特定的“神圣空间”而进行的。古灵宝经一方面在极大程度上直接继承了汉晋天师道的“静室”制度和相关“斋仪”；另一方面又与汉晋天师道“治堂”属于道民大规模集会的场所不同，其“斋堂”却属于道士举行集体性斋戒仪式的场所。古灵宝经在“仪式空间”上明确划分为“静室”和“斋堂”两部分。自南北朝初期以来开始大量出现的“道馆”，既是道士举行集体性斋戒仪式和修炼的场所，又是隋唐道教宫观的前身。而南北朝时期的“道馆”，就是以“静室”与“斋堂”的结合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宗教建筑设施，并因此在早期道教发展史上有其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第三节，从斋戒规范论古代国家祭祀对汉晋道教的影响。古代国家祭祀礼制对斋戒规范有极其严格而明确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对早期道教斋戒制度的形成包括相关戒律条文的制定，也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古代国家祭祀制度和早期道经对其斋戒规范的记载都非常分散，尤其是早期道教对其斋戒规范具体来源的记载很不明确，致使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似乎还相当有限，甚至还存在不少误区。因此，我们在广泛蓃集早期道经资料的基础上，以斋戒制度的相关规范为中心，从多方面讨论早期道教斋戒规范与古代国家祭祀制度之间的渊源关系。而早期道教与古代国家祭祀制度之间的关系，一直也是中外道教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外学术界更多地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祭祀制度，除了血牲献祭环节之外，实际上还包括斋戒制度以及与神灵交通的观念和相关仪式等多方面的内容。而早期道教所试图摒除的，其实主要是与其核心信仰相矛盾冲突的内容，即有关对神灵的酒肉血牲献祭。至于古代国家祭祀中的斋戒制度以及与神灵交通的礼仪等等，则是早期道教斋戒制度和“斋仪”极其重要的来源。也正因为如此，汉晋道教斋戒制度所贯穿的神学理论和基本内涵，主要是以本土宗教传统为基础而形成的。
第二章，汉晋道教定期斋戒制度渊源及其与佛教关系论考。道教和佛教各自都有其完善的定期斋戒制度，并成为其宗教生活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二者的某些具体斋戒日期相同，因此，究竟是道教影响了佛教，还是佛教影响了道教，就成为近数十年来国际学术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探讨早期道教定期斋戒制度的渊源，不宜只是将佛道二教某些具体斋戒数据的出世先后以及具体日期的异同等，作一种简单的和现象的比较，而应该将这一重要问题放在古代中国和印度宗教文化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一方面对道教定期斋戒制度的具体内涵作更加完整而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对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作更加系统而彻底的研究。我们认为汉晋时期最为典型的道教定期斋戒，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与阴阳五行等思想相关联具有周期性的特定斋戒日期的确立；二是在斋戒期间来自天界或人体内部神灵对世人功过的定期考校，并以此决定世人的祸福和寿命长短；三是修道者在斋戒期间必须在特定的斋戒场所——“静室”内斋戒，检视和忏悔自己的罪过，以此求得上天神灵的赦宥并得道成仙。我们研究认为，古灵宝经“八节斋”等定期斋戒制度，主要是在汉晋道教斋戒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其最早的渊源则是《礼记·月令》等所代表的先秦秦汉国家祭祀制度。新出的战国楚简《三德》篇等则证明，古灵宝经以及中古道教每月数天的斋戒，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汉代《太平经》和《老子中经》奠定了道教“八节斋”以及其它定期斋戒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东晋中期的上清派及其经典则对古灵宝经定期斋戒制度的形成具有最直接的影响。而且无论是古代国家祭祀制度还是早期道教，其定期斋戒制度始终贯穿着中国传统的斋敬神灵观念和阴阳五行的宇宙论，与早期印度佛教“布萨”制度等存在一系列根本性的差异。至于魏晋以来以“月六斋”为代表的本土佛教定期斋戒制度的确立，恰恰是印度教“中国化”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本章共分四节，比较完整而系统地讨论道教定期斋戒的渊源及其在汉晋时期的形成和发展，揭示古代国家祭祀斋戒与早期道教斋戒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从一个具体方面证明本土斋戒制度对汉晋佛教的深远影响。
本书下编，是围绕敦煌本《灵宝经目》对古灵宝经一系列基本问题所展开的讨论。
第三章，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分类及其内在关系考释(上)。敦煌本陆修静《灵寳经目》的成立时间和内在结构等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近三十多年来，对于究竟是按照敦煌本《灵寳经目》现有著录状况，将古灵宝经划分为“元始旧经”和“新经”，还是按照这批经书各自最尊崇的经典和主神，以及有无“三洞经书”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将它们重新划分为“元始系”灵宝经和“仙公系”灵宝经，国际学术界一直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与此相关联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现存敦煌本《灵宝经目》中“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划分，究竟是保留了古灵宝经问世之初的本来面目，还是陆修静已经作过重大修改和调整；二是这批古灵宝经的作者，究竟是均属于东晋末年至刘宋初年的江南“葛氏道派”，还是分别出自“葛氏道派”和天师道（或称“天师道三洞派”）这样两种差异很大的道派。也正因为如此，有关古灵宝经的分类问题，既直接关系到对古灵宝经文本的解读和根本教义思想的把握，亦直接关系到对中古道教史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而这一问题既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亦是导致大量学术分歧和争论的主要根源。
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讨论古灵宝经中《灵宝五篇真文》与《道德经》的关系；第二节，讨论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和“新经”的主神观念及其内在关系；第三节讨论“元始旧经”和“新经”与“三洞经书”思想的关系。我们研究认为，现存敦煌本《灵宝经目》中“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划分，反映了古灵宝经问世之初的本来面目，陆修静并未作过任何修改和调整。由于“元始旧经”和“新经”在其最尊崇的经典和主神，以及“三洞经书”观念等一系列根本性教义思想上，二者其实都具有完全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灵宝经目》所著录的所有古灵宝经，均属于“葛氏道派”在不同时期所创作。我们还认为，学术界除了关注古灵宝经之间的某些个体差异之外，还应该更加重视古灵宝经教义思想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第四章，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分类及其内在关系考释(下) 。本章亦分为三节，继续从敦煌本《灵宝经目》讨论古灵宝经的分类及其内在关系。第一节，灵宝“步虚”仪的起源与古灵宝经分类论考——以《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为中心的考察。《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章》是一部近数十年来备受国际道教学界关注的经典，其原因之一即与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古灵宝经分类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对于该经究竟属于“元始旧经”还是“仙公新经”，学术界亦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研究认为，《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章》作为最早问世的“元始旧经”之一，其灵宝“步虚”仪的最初形成，就贯穿了《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核心信仰，并且与“元始旧经”所确立的“灵宝斋法”具有不能分割的关系。该经最尊崇的经典是《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最尊崇的主神是元始天尊。而其相关内容又对较后出世的“新经”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该经的文本结构来看，不存在后人根据“仙公新经”重新续写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敦煌本《灵宝经目》现有的“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保持的就是古灵宝经问世之初的面貌，陆修静对此并未作任何修改。而“元始旧经”和“新经”亦均属于“葛氏道派”在前后不同时期所创作。
第二节，敦煌本《灵寳经目》与古灵寳经分类时间逻辑问题以及相关经典归属论考。国内外都有研究者提出，应该按照古灵寳经“元始系”和“仙公系”原有的“教理上的出世时间”即“时间逻辑”，来对敦煌本《灵寳经目》所著录古灵宝经的归属作重新划分。强调“元始系是元始天尊在上皇元年的说教的经典”。而“仙公系《灵寳经》被称为‘新经’，是由于认为仙公系《灵寳经》都是葛仙公在天台山从太极真人那里授得的新的《灵寳经》”。然而，我们研究认为，无论是“元始旧经”还是“新经”，其创作者其实都没有真正遵循特定的“教理上的出世时间”，即所谓“时间逻辑”。在“元始旧经”中，远古劫运时期的宗教神话其实也可以同“葛玄”和“张道陵”以及古灵宝经创作时代的人间事物融合在一起。虽然古灵宝经也试图用大乘佛教的“本行”等观念来解释这种现象，但是，我们认为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元始旧经”和“新经”在本质上其实都是东晋末年至刘宋初年“葛氏道派”所创作的经典。因此，如果我们今天依据特定的“时间逻辑”来对古灵宝经进行重新分类，或者进一步将它们归结为不同的道派，可能既不真正符合古灵宝经本身对“元始旧经”和“新经”两种经典性质的界定，也不太符合自陆修静以来道教对这两种经典的说明。
第三节，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考释——以《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和《太极左仙公请问经》为例。中外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在东晋隆安（397-401）年间开始问世，而“新经”的出世一般要比“元始旧经”稍晚。然而，近年来，一部分研究者则提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结论。对此，我们以《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和《太极左仙公请问经》两部“新经”为基础，从宗教文献学和道教教义思想的传承等方面，对“新经”与“元始旧经”的关系作了更加专门而具体的考察，进一步证明古灵宝经“新经”一般都要比“元始旧经”晚出。我们认为，讨论“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问题，除了关注古灵宝经之间的某些个体差异之外，还应该更多关注这两批经典在教义思想等方面的联系。因为无论是“元始旧经”还是“新经”，二者在一系列具有根本意义的教义思想恰恰又是相同或相通的，其中包括《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核心信仰、以“元始天尊”为核心的神灵体系、灵宝斋法仪式、以“三洞经书”为核心的经教体系、大乘度人的观念等等。而这些既构成了古灵宝经最核心的内容，同时也决定了古灵宝经在中古道教各种经系中最独特的品质。而这些内容恰恰又是由多部特定的“元始旧经”所开创并确立起来的。至于较后出世的“新经”对此则加以完整地承袭和进一步发展，并进而对中古以来道教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五章，陆修静对古灵宝经的整理及其道教信仰转变论考。第一节，敦煌本《灵寳经目》与古灵寳经出世论考——兼对古灵寳经出世时间下限的考定。陆修静是最早整理“古灵寳经”的道教宗师，他于刘宋元嘉十四年（437）编撰的《灵寳经目序》和《灵寳经目》，是我们研究古灵寳经出世问题最重要的历史资料。其《灵寳经目序》仍保存在北宋张君房编纂的《云笈七签》中，而其《灵寳经目》则长期失传。1974年，大渊忍尔通过对敦煌文书P.2861号和P.2256号宋文明《灵寳经义疏》的拼合和研究，恢复了长久佚失的《灵寳经目》。然而，陆修静一生编纂过两个重要经目，除了《灵寳经目》之外，他还在泰始七年（471）奉宋明帝敕命编成了《三洞经书目録》。长期以来，对于敦煌本《灵寳经目》究竟是元嘉十四年的经目，还是属于《三洞经书目録》中洞玄部灵寳经的目録，国际学术界一直都有很大的分歧和争议。而敦煌本《灵寳经目》的成立时间，首先直接关系到古灵寳经创作在时间上的下限，即古灵寳经的出世究竟是在东晋末年至刘宋初年，还是主要集中在刘宋中后期；其次则关系到陆修静本人或者“其身边的道士们”究竟是否直接参与了古灵寳经的创作。而对以上问题的不同回答，将使中古道教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通过对敦煌本《灵寳经目》形成过程及其内在结构的考察，认为这部经目与古灵寳经最核心的教义思想具有高度的连贯性。而现存《灵寳经目序》和敦煌本《灵寳经目》，则属于两种具有内在关联而且相互高度倚存的文本。因此，陆修静《灵寳经目序》所说的《灵寳经目》，其实就是指现存敦煌本《灵寳经目》。而敦煌本《灵寳经目》亦证明，在公元437年陆修静整理古灵寳经之前，所有古灵寳经均已出世。陆修静本人及其身边的道士们都属于古灵寳经的信奉者，并未直接参与过古灵寳经的创作。同时，我们还认为“元始旧经”和“新经”均为“葛氏道派”所创作。该经目中“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划分，保存的就是古灵寳经问世之初的本来面目。陆修静并未“变更”相关古灵寳经的归属。
第二节，陆修静道教信仰从天师道向灵宝经转变论考——以陆修静所撰《道门科略》为起点的考察。历史上不少道教宗派都将陆修静尊奉为祖师之一。自近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对陆修静的道派归属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根据其所撰《道门科略》，将其直接判定为天师道道士(或称之为“南天师道”开创者、“天师道三洞派”道士)；二是依据陆修静其它著作与“古灵宝经”的密切关系，而将他划归为灵宝派（或称“灵宝经派”）；三是根据唐宋时期有关上清经法传授谱系，将他归结为上清派宗师。明代《正统道藏》和敦煌遗书保留有陆修静著作共八种，其中《道门科略》专门阐述天师道的宗教传统、制度和教义思想。而其其它所有著作，则基本上是在大量直接征引“古灵宝经”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其教义思想与《道门科略》形成了重大差别。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道门科略》反映了陆修静早年的天师道信仰。而陆修静的其它著作，则代表了其道教信仰从天师道向灵宝经的重大转变。至于陆修静在道教史上作为上清派宗师身份的出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唐代李渤《眞系传》人为塑造的结果。我们还认为陆修静这种思想恰恰来源于古灵宝经中。在中古道教所有宗派和经系中，惟有古灵宝经最广泛地吸收了汉晋时期各种文化宗教传统，其中包括天师道、上清经、三皇经、大乘佛教、汉代谶纬和老庄道家思想等等，以至于古灵宝经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种独立的经系或道派。古灵宝经一方面试图将这些来源各异的内容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另一方面却又极力突出古灵宝经本身的独尊地位。除了《道门科略》之外，陆修静的著作既融摄了各种道派的内容，同时又强调灵宝经的独尊地位，其中贯穿的恰恰是古灵宝经的教义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从中古道教经教体系的构建以及“古灵宝经”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等方面，我们可以重新认识陆修静及其著作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及其深远影响，也可以重新认识南北朝隋唐道教发展演变的核心内容和整体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