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所 | 口述·林家有教授：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

　　口述人：林家有，教授、博士生导师。1963年毕业于amjs澳金沙门151(中国)有限公司，1976年至今在中山大学任教。曾任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所长、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中山基金会副会长，现任孙中山基金会顾问、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孙中山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近代中国的人物与思想等。

2001年，林家有与德国孙中山研究专家金德曼于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合影

 

　　1978年，amjs澳金沙门151(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了孙中山研究室，这是当时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专门研究孙中山的学术机构，主要研究方向为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招收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博士研究生。

 

　　1986年，孙中山研究室晋升为孙中山研究所。多年以来，在陈锡祺、陈胜粦、林家有，桑兵等几辈学者的努力下，孙中山研究所围绕孙中山展开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居领先地位：集体合作编著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获国家教委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和孙中山基金会优秀著作一等奖；1996年以来，完成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出版了以“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为标志的专著多部；参与组织了1979年“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1984年孙中山研究学术讨论会等多项学术会议。

2004年，孙中山孙子孙治平（左一）向孙中山研究所赠送孙中山手书《建国方略》

 

/    研究思路的转变：从革命到建设    /

 

“孙中山不仅仅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更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先驱。”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在学术研究时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先搜集材料，然后进行专题研究。我们根据各地搜集的材料首先编写了两部书：《孙中山全集》和《孙中山年谱长编》。编了这些书后，研究所开始进行专题研究。这期间我们联合其他单位召开了很多学术研讨会，通过开研讨会和编辑《孙中山研究论丛》，我们十分有效地把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展示在世人面前。我们的做法是研究孙中山什么专题就召开什么学术会议，一方面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另一方面学者之间、学术机构之间通过互相交流，了解新资料、新讯息，便于我们吸纳和创新。

 

　　过去我们一直讲孙中山如何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并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但是总是研究革命是不行的，思维太过局限，其实孙中山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比如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孙中山的人际关系、外交视野、世界和平，孙中山与华侨，以及孙中山与社会建设等等问题。

 

　　我们开始搞专题研究，不同的老师负责不同的模块。初建孙中山研究所时我们承担的国家教委的重大课题项目，就是由陈锡祺先生主持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经过全所同志的努力，共编著13部书，分别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孙中山基金会丛书”和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系列”。

 

　　此外，研究所也根据这些研究与其他单位合作或单独举办“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孙中山与华侨”、“孙中山与祖国的和平统一”等学术讨论会，邀请了中国大陆、港澳台、日本、韩国、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美国及新加坡等地的众多学者参与。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发感受到传统孙学研究对孙中山的认识是片面局限的。过去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系列研究成果卓著，内容涉及孙中山生活经历的方方面面，拓宽了不少研究思路，但也存在过于空泛、范围过大的不足。

 

　　后来，孙中山研究所的同仁，便试图寻找到一些突破点进行深入研究。比如李吉奎教授由研究孙中山与日本转向研究孙中山的中外关系，邱捷教授由研究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军阀转向研究孙中山与广东，周兴樑教授由研究国共关系转向研究孙中山与廖仲恺、何香凝，段云章教授由研究孙中山与世界转向研究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桑兵教授转向研究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学术史，我则由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孙中山与国共关系转向研究孙中山的建设思想。

 

　　孙中山说过，革命是破坏，破坏是为了建设。但过去研究孙中山的革命多，研究他的建设思想少。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所以我逐渐从研究孙中山的革命转向研究孙中山的建设思想。我这个转向发生的标志是，1995年我向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申请的研究课题“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的研究”，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总共用了四年时间完成了该项课题研究。

 

　　1999年，我的研究成果《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一书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的书稿写出后曾请中国人民大学戴逸先生和广东社会科学院张磊先生提意见修改，两位先生看过后给予了充分肯定。当时我也没想到，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多报纸的关注与评论，包括《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中国图书评论》、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等，都发表了评论文章。后来该书还获评了全国、广东优秀图书奖和教育部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三等奖。

 

　　我在《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书中主要探讨了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产生、形成和理论架构、模式以及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建设思想和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用事实说明孙中山不但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更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我一直对我的学生说，老讲孙中山如何革命，不讲他的建设思想，对孙中山的了解就不全面，他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讲演”等都是在说建设，都值得深入研究；虽然他没有掌握政权，也没有什么建设方面的实际功绩，但是他留下的思想和建设国家的规划确实让人震撼，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迪。

 

　　从那以后，我基本上就告别孙中山革命的研究了，转而探索孙中山的近代化建设思想，包括政治、文化、商业、教育、农村与农民等各方面的内容，也陆续出了一些专著，如2004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政治·教育·社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历史考察》，在“近代化道路研究”一书基础上增订编著的《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以及由我和我指导的几位博士生合著的《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初版，2014年又出修订本）。我坚持研究孙中山建设思想十几年，目的在于为孙学研究者提供一些思路启发和帮助。

 

/    世纪之初的两次研讨会    /

 

“研究单位就要搞研究，必须要有研究成果，而中大孙中山研究所的成就与研讨会分不开。”

 

　　研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涉及到政治、经济、文明、教育和社会变迁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要想研究近代化还必须研究孙中山对世界怎么看，对中国过去的近代化（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怎么看。“近代化”研究不能关起门来孤立地搞，这是全球化的事情，所以还得看世界、了解周围。

 

　　2000年，我应邀到日本创阶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在该校阅读的书、给学生上课都是“孙中山与世界”的内容，我也基本天天泡在大学图书馆翻书看书，读日本近代化的书，同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联系起来研究“孙中山与世界”，这是一个大课题，仅凭我个人的能力是难以胜任的，所以我最初把研究的焦点放在“孙中山与世界和平”上，因为没有和平的环境谁也搞不了近代化。后来我上课时把我的研究心得同日本的学生们交流，他们都很感兴趣。

 

　　时任日本创阶国际学会的会长、创阶大学的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也一直在研究世界和平，他两次接见我们，我就把研究孙中山与世界和平的想法向他提出，他表示支持。所以，我们中山大学与创阶大学经过协商确定联合举办“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1年，该会在广州成功召开，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会后由中山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10月出版了这次国际会议论文集，反响热烈。

 

　　在开完“孙中山与世界和平”的研讨会后，经过进一步的学习和交流，我们发现光讲和平也是不够的。孙中山游历广泛，在国外生活了近30年，与美洲、欧洲、亚洲等许多国家联系紧密。因此研究孙学还得搞清楚孙中山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也就是将孙中山与世界列强和被压迫国家的各种关系研究清楚。

 

　　在这个思路指引下，2004年7月，由中山大学与广州市文化局联合举办、中大孙中山研究所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承办的为纪念黄埔军校、中山大学建校80周年的“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非常成功，来自美国、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和两岸四地的100多位孙学研究者与会。

 

　　这次会议将我们所编撰的“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丛书16部著作（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赠送给与会学者，与众位孙学研究者分享交流；此外，我所还和黄埔军校纪念馆、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共同编辑了《孙中山与世界》论文集，将国内外学者研究孙中山与世界的论文结集，由吉林出版社编辑出版；会后我们又将本次研讨会的优秀论文编辑成册，定名为《看清世界与正视中国》，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2005年，这套会议论文集在北大召开的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被广泛赠送给与会者。

 

　　在两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之后，研究“孙中山与世界”的学者越来越多，著作和文章也越来越多，“孙中山与美国”、“孙中山与英国”、“孙中山与法国”等多部著作相继出版，台湾也召开过“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等多次会议。我也写过《论孙中山的世界观》、《再论孙中山的世界观》、《孙中山的全球意识》等论文，段云章先生也写过《放眼世界的孙中山》。孙中山长期生活在国外，非常了解世界的形势。但他对世界的认识先是从文化入手，他认为西方物质文明先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先进，两个文明应有机结合创造出新的文明，这就是他的理想。

 

　　孙中山强调“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有道德才有国家，有道德才有世界”。孙中山认为东方人的文化是王道文化，西方人的文化是霸道文化。所以他主张用东方人的王道文化去感化西方人，改变他们霸道的侵略行为。

 

　　孙中山认为，文化不能对抗，更不能用一种文化去取代另一种文化。文化只能交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形成文化优势互补，才能有世界的和平与不同种族、民族的和谐。孙中山早期以文化的角度看世界，晚年又从文化的世界观向民族的世界观转变。

 

　　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处理得好不好，关系到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所以，孙中山在晚年非常强调恢复和弘扬国族意识，即“中华民族”的意识，用中华民族的力量去抗拒外国的侵略和建设国家。

 

　　孙中山思想的变化充分说明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他不仅从世界看中国，也从中国看世界。他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是中国的世界，不同民族应该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国与国之间不能只有对抗，没有对话，没有调和。他确立的“睦邻友好”、“济弱扶倾”的对外政策，超越了他的时代，孙中山的确是真正的时代伟人。

 

/    孙学研究的新高潮    /

 

“辛亥革命100周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在学界再次掀起了一股孙学热。”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在成功举办了2001年和2004年两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逐渐摸索出了新世纪新时代研究孙中山的正确路径和方面。在研究所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研究所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课题研究，着手解决一些常被忽略的边缘化论题，并且与时代精神紧密贴合。

 

　　2010年11月13日，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中共中山市委和市政府于中山市联合举办了“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会议邀请了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湖北、湖南及广东等地13所大学和6个科研单位的33位长期从事孙中山研究的学者。我、邱捷教授和桑兵教授作为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主要总结了孙学研究过去的成就和现存的问题，探讨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写文章，纪念辛亥革命。此次会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学界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动员会，因此，会议结束后，我和邱捷教授、桑兵教授认真反思了以往的研究，鼓足了干劲，希冀在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献上中山大学的贺礼。

 

　　历史系和孙中山研究所动员和鼓励教师撰写论文参加2011年11月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另一方面，不同老师也在整理以往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纷纷推出新的学术成果。

 

　　桑兵教授主编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10卷本），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该套丛书由历史系和孙中山研究所的教师集体汇编了各个方面的人物写给孙中山的信件、函电等，挖掘了许多细微而重要的素材，是从侧面研究孙中山经历、思想和中国革命的较为全面的材料。我自己也先后出版了《共和、民主、富强——孙中山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重读孙中山的遗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三部著作献礼辛亥革命100周年；李吉奎教授、邱捷教授也出版了他们的学术作品。以上研究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同时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山大学及全国各地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随后我和张磊主编了《孙中山评传》，为纪念中山大学90周年校庆，中大出版社又出版了多部孙中山研究著作。可以说，2010-2011年前后掀起了新世纪孙学研究的一次新高潮。

 

/    开拓创新孙学研究之路    /

 

“新时期的孙学研究，不是有没有问题可做，而是怎么做的问题。”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孙中山研究到目前为止成果已经非常丰硕，以至于在不少青年学者眼中，孙学研究似乎难有大作为，不禁生出望而却步之感。的确，从目前来看，如何传承和开拓孙学研究的后续道路似乎是个问题，那么是不是孙学研究就没有发挥的余地和空间了呢？其实不然。基于学术和为国家统一、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服务的考虑，把过去与当下的国家发展结合起来，会发现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此外，过去的孙学研究还存在不少遗漏或未探索完全的领域，把没解决的问题搞清楚，或把旧课题做深做细，这都是学术的必须。

 

　　1、孙中山的人际关系研究

 

　　孙中山这个人很有个性，极具领袖魅力和人格魅力。从他自己的文集和其他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和华侨关系很好，也深受下属爱戴，但是不是所有情况都是这样呢？通过史料，我们会发现，孙中山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有些自负，不太容易改变，往往和老辈的人，如邹鲁、章太炎、冯自由等人关系处理得不好。这之中原因如何，还可以做细。

 

　　另外，中华革命党组办的时候，他希望别人都按照他的意见办，要求所有人必须效忠他，这种原则和以前的同盟会不一样，连黄兴、朱执信都不参加。还有孙中山与立宪派、孙中山与学界、孙中山与清总督巡抚的人际关系方面都并非如我们想象般简单明了，存在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是可以下功夫深究的。

 

　　2、中国及世界各地人民对孙中山的追悼、纪念活动研究

 

　　孙中山逝世以后，中国及世界各地人民开展了一系列对孙中山的追悼、怀念活动，譬如各地的孙中山纪念馆、“中山公园”、“中山路”之类的命名等，包括我们中大的孙中山铜像。有些纪念活动每年都有召开，持续至今。

 

　　情感的流露不是无缘无故的，一个人生前可能不怎么样，但是死后其他人对他的怀念却很能说明问题。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及华侨、海外人士都那么敬仰孙中山，除了他改变中国命运及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之外，是否还有更多的原因？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和进步人士又是以怎样的方式默默坚守着这种纪念？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我们目前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是可以继续研究与发挥的。

 

　　3、孙中山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的问题

 

　　在民族团结方面，孙中山的一些思想值得我们深入探究。民族问题是困扰当下中国的一个敏感问题。孙中山设想通过修铁路（他设计有五大铁路系统），促进民族交流、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和富强。孙中山1919年宣布废除五族共和，为什么要废除？晚年他提倡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把各民族熔于一炉，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原因？孙中山主张大中华、构建民族国家，他的思想和主张都是应继续深化研究的。

 

　　4、孙中山的思想对中华民族复兴、中国近现代化的影响研究

 

　　孙中山重实际、不尚空谈、对理想执着追求，他在一个多世纪前陈述的许多观点、看法对现在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启迪。在他看来，有饭吃、生活得好不一定就是复兴，而是国家要强大富裕、人民要生活得幸福和谐；而孙中山关于社会的治理、民族的团结、人的文明素质的提高等方面的思想，都是很大的综合性课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换句话说，我们应该重视孙中山思想的传承和弘扬，要把孙中山的思想和精神同现在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做到与时俱进，为当今复兴中华服务。

 

　　5、孙中山的文明观对当今社会建设的启示

 

　　现代的中国人民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在精神文明或素质文明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我们常见到的过马路闯红灯、公众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丢烟头、对老人不孝敬等，这些都说明文明方面的建设不到位。孙中山认为中西文明各有长处，要结合时代要求，建构新的适合中国的文明，孙中山的文明观念放在当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做进一步研究。

 

　　6、孙氏家族、宋氏家族及廖氏家族的关系研究

 

　　孙中山的父辈，长兄孙眉，夫人卢慕贞、宋庆龄，儿女孙科、孙婉及其后代，都值得研究。孙氏家族、宋氏家族及廖氏家族与近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不是为了研究家族而研究家族，而是为了研究孙中山成长的经历和环境，对孙中山思想形成的影响。这三大家族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影响都是值得研究探讨的课题。

 

/    传承弘扬孙中山精神    /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要传承弘扬他为国为民的思想，树立为国家做大事的精神、奉献的品质、奋斗的意志和决心。”

 

　　2016年是孙中山先生150周年诞辰，孙中山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尊敬的杰出政治家，也是开辟和建构中国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思想家。他不仅用毕生的精力守护和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也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精神的弘扬，以及增强民族凝聚力，建设团结、统一和繁荣富强的国家无私地奉献自己的智慧，获得中国人民永恒的敬仰和纪念。

 

　　为了纪念孙中山150周年诞辰，从2014年起，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就开始着手准备新的献礼。目前为止重要的学术成果包括：由桑兵教授主编的《孙中山史实编年》，搜集了更加详尽的孙中山生平材料，约500万字，稿子已交付中华书局，计划今年出版；我和邱捷老师、周兴樑老师、李吉奎老师，四个退休的老教师，联合编辑了《孙中山全集续编》，把过去编辑《孙中山全集》时漏掉的不少材料都补充了进去，约二百万字，也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段云章老师过去写的《放眼世界的孙中山》（再版）与我的《孙中山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将于年内由中大出版社出版；我的论文集《孙中山与近代中国人物研究》，我和张磊主编的《孙中山评传》（修订本）也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时，孙中山研究所也积极支持帮助全国各地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活动，例如，协助中央电视台拍摄纪念孙中山150周年诞辰的纪录片，协助广东广州电视台拍摄纪念孙中山系列的纪录片等。

 

　　孙中山奋斗一生，廉洁奉公，是世界公认的杰出政治家和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而奋斗的伟大思想家。

 

　　作为中山大学的一名教师，我们有义务传承和弘扬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精神；而作为中山大学的学生，则更应该学习孙中山精神：一是要敬仰、爱戴孙中山先生；二是要有家国情怀，爱国家、爱民族、立大志、做大事；三是要自觉规范自己的行动，学习孙中山先生的优良品德，比如屡受挫折不言弃，以不变应万变等。

 

　　孙中山起义失败那么多次，在国外流浪那么多年，但从没放弃救国，始终坚持寻求救国的真理。中大学人要时刻铭记孙先生的教诲，坚持优良的学风传统，塑造健全人格，要有真本事和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的家国情怀。在中大读书、教学、做事绝不能只为自己，更要为国家、民族奋斗。

 

本文原刊《中山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