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考察】10月30日
【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考察】10月30日
10月30日，在对澳门进行了四天的考察后，为了进一步地了解澳门地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特点，我们华南对外贸易口岸田野考察队对澳门的葡人社区以及华人社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一、考察行程记录
上午我们主要考察了葡人社区。我们的路线从澳门的中心地带开始，第一站是市政署大楼。带队老师与同学们在市政署大楼内部花园围墙边上看到描绘历史变迁的瓷砖画。围墙一共有六幅瓷砖画，左边三幅瓷砖画大致描绘了早期澳门葡人社区的发展变化情况；而右边三幅瓷砖画则描绘了市政署大楼历史上的三次重建情况（图1）。
图2为市政署大楼正门，此图显示的时间为傍晚，因为考察当日市政署大楼正门在维修，此图是考察队队员于其他时间拍摄。
然后我们来到了岗顶前地。岗顶前地的葡文名称意为圣奥斯定前地，这一地区曾经是葡人社区的核心地带，周围有许多带有葡萄牙人生活与文化特点的历史建筑，如圣奥斯定教堂（图4）、何东图书馆（曾经是一座葡萄牙式的花园别墅）（图6）、圣若瑟修院（图3）、伯多禄五世剧院（岗顶剧院）（图5）等，其中一些建筑至今仍保留了原有的功能。
接着，我们又前往圣老楞佐教堂和主教山。圣老楞佐教堂俗称风顺堂，是今天所考察的葡人社区中最早修建的教堂，根据史料的记载，教堂的前身是于1558年至1560年间左右由耶稣会会士创建的一座木制小教堂。主教山教堂位于西望洋山上，主教山教堂又称海崖圣母教堂，象征着对航海者的庇佑，教堂建于1622年，此后经多次扩建成今天的规模。
下午我们又前往华人社区探访，首先前往的是大三巴附近的哪吒庙（图9）。该庙创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改建于清光绪廿七年（1901年）。哪咤庙创建之时为十九世纪后半叶，彼时澳门地区传染病流行，而澳门民众对此束手无策。根据庙宇记载：有居民称哪咤托梦显灵，唤大家汲取山上溪水加草药服用，不久役病果然痊愈。为表达谢忱，当地居民于光绪十四年建立哪咤庙。
随后，我们前往华人社区中中西药局的旧址（图10）参观。接着我们探寻了同善堂（图11）和德成按（图13）两个典型的华人社区场所。同善堂创办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原设于议事亭前地。民国九年(1920年)，曾迁往福隆下街临时办公。民国十三年（1924年）才迁至现今会址（即图1所示）。同善堂由华人绅商创建，其缘由是“善士捐资，以送时症丸散、赠医、宣讲、送书、敬执字纸等事起见”。同善堂资金来源主要以一种类似股份制的形式，规定入会绅商至少须缴纳五元方可入会，它主要向澳门的贫困人民提供公共服务，如施粥、赠医等，在后来，还涉及到教育方面，它至今仍然是华人社区重要的慈善救助以及医疗机构。
而德成按（今典当业展示馆）是澳门富商高可宁（图12）在民国六年（1917年）开设的一间当铺，是澳门现存结构较为完整的当铺建筑，基本还原了了民国初年当铺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高可宁也是同善堂的创建人之一。
最后我们走过当年华人商业街福隆新街（图15）。这条老街曾经是商业繁盛的地区，包括邻近的福荣里、福宁里等。在1932年，香港禁娼后，澳门娼妓业蓬勃，福隆新街也因此成为当时华人社区中较为繁华的商业街。但到了1940年以后，澳门先后禁娼、禁毒，福隆新街也就渐渐衰落。
二、澳门中葡文化的特点：以葡人社区与华人社区的对比为例
1. 葡人社区：议事会、教堂与剧院。
通过对葡人社区的实地考察以及晚间的小组讨论，我们考察队对澳门葡人社区所具有的历史与文化特点大致可以形成以下三个认识：
首先，我们发现在澳门葡人社区的治理大致经历了一个从“议会共和”向“总督专制”的转变。在16世纪至18世纪早期，澳门葡人社区主要是由在澳葡人选举出来的议事会来进行管理，黄鸿钊先生在他的《澳门史》中对于这一时期的葡人社区的自治体制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一时期还有由葡萄牙派驻的澳门总督、大法官以及主教，他们同时也是议事会的当然议员。这些葡萄牙政府派驻的官员虽然有处理其各自所负责事务的权力，但议事会才是葡人社区的最高权力机构。到了18世纪后半叶，随着葡萄牙王权的增强，总督的权力也开始不断扩张，1783年4月4日，葡萄牙政府发布了《王室制诰》，赋予澳门总督以最大的权限，而澳门议事会也处于总督的管辖之下，这标志了葡人社区的治理由”议会共和“向”总督专制“的转型。此后，直到澳门回归前，澳门总督一直是葡人社区乃至整个澳门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其次，在对葡人社区内部进行了深入考察后，我们发现葡人社区大都集中分布于澳门的行政中心地带，而且周围往往建立了葡人的军事防御设施（炮台与城墙），对此我们分析认为早期葡人来到澳门之时，他们并不是一个强势的势力。相较于人数众多且文明程度大体一致的华人以及作为竞争者的其他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人大体处于防守的地位。随着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不断衰落，葡人逐渐获得了在澳门地区的统治地位。不过，或许是出于对于华人的防范，大部分葡人仍然选择居住在原有的社区之内，而较少涉足华人社区，同时由于葡人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澳门居于统治地位，原先葡人社区自治体制中的行政中心自然成为整个澳门的行政中心。
最后，相较于华人社区庙宇数量的众多与分布的随意性，葡人社区的宗教色彩更为浓厚。华人社区中庙宇虽然众多，但是庙宇绝少作为某个宗教组织活动的产所，而更多的起到一种祈祷与祭祀祖先的作用。相比较而言，葡人社区中的宗教色彩十分浓厚，天主教在葡人的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教堂对葡人生活的规范以及教会在葡人社会治理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如社会救济、文化教育、社会治理等。
2. 华人社区：社团社会。
结合多日的考察，不难发现，澳门华人社区是一个社团社会。而本土重要的华人社团的兴起，比如中华总商会、同善堂等，与19世纪中后期澳门经济转型先关，也与当时澳门流行病爆发而政府能力不足有关。
十九世纪中后期，由于香港成为自由港，原本居于澳门从事澳门——广州一线贸易的外商等纷纷转移至香港，加上葡萄牙的衰落，传统澳门——马六甲——果阿的贸易航线被取代。澳门经济衰落，过去以对外贸易、房屋租赁为支撑的经济体系逐渐被以鸦片走私、博彩业和华人苦力贸易为支撑的经济体系所取代。
为躲避战乱、为了谋求生计，除了自行来到澳门的华人外，还有不少因苦力贸易而来到澳门的人。他们通过上述博彩业、苦力贸易、鸦片走私贸易、爆竹业等等发展起来。在这一段时间里，澳门因大量华人青壮年涌入而进入所谓的经济发展的“人口机会窗口期”。
大量华人的涌入促进了澳门经济发展，但也给澳门原有的卫生医疗、基础设施等造成了巨大压力。当时葡澳政府对华人社区管理不足，他们对华人向来采取防范态度，不为当时占澳门人口大多数的贫困华人提供足够的医疗等公共服务。为解决这个问题，部分华商发起建立了为华人服务的慈善机构等社团机构。这些社团影响力的扩大也引起了澳葡政府的关注，澳葡政府不得不制定相应的管理华人慈善团体的法律，在民国时候基本形成了澳葡政府-华人社团-华人的管理华人社区的方式。同善堂就是一例
同善堂内所展示的“1928年10月27日澳葡政府之第186号札谕”记载了葡澳总督委托同善堂对华人社区进行救助的命令。根据札谕所提，我们可以看到，在处理具体救助工作时，如同善堂、镜湖医院、仁慈堂等民间机构处在澳葡政府一定的监督管理之下的。澳葡政府对华人救灾、慈善事务亦有参与，只是因其能力所限，加上传统的防范华人政策，他们并不直接参与具体的救灾、慈善事务中。而是通过影响力较大的华人相关社团组织，对华人进行管理。同时又通过对这些社团组织的一定支持来增加澳葡政府的威信力、减少澳门占多数的贫苦华人对澳葡政府的不满。
总的来说，清末民初澳门的华人社团前承传统民间信仰体系，在清末民初因澳门的经济转型、灾祸救济、澳葡政府的能力不足等因素而快速发展壮大，成为近代乃至今天澳门华人社会的重要力量。
三、中西交汇的典型：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之路
孙中山先生是第一个在澳门地区行医的华人西医。在澳门标志性建筑大三巴牌坊不远处镜湖马路33号的镜湖医院，位于草堆街80号的中西药局，就是当初孙中山先生行医济世的地方。
孙中山先生与澳门的羁绊可以追溯至其父母那一代，其父孙达成年轻时曾在澳门板樟堂街做过鞋匠。从小孙中山先生便随父母往返于澳门香山两地。孙中山先生于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受聘于镜湖医院，成为镜湖医院第一位华人义务西医师。
中山先生之所以到澳门行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在彼时的香港，港英政府并未承认雅丽士西医书院（即孙中山先生母校，现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的医学学位，换言之中山先生无法取得在香港执业的许可。
孙中山先生擅长于外科手术与肺病治疗，其医术在彼时的澳门远近驰名。为解决镜湖医院没有西药的问题，1892年12月18日，与医院签订〈揭本生息赠药单〉，贷款2,000银元（也有一说是1400银元）开设中西药局，但之后受到当地葡萄牙西医的排挤，被迫离开澳门，中西药局也随之迁址广州，改名“东西药局”，留在澳门的中西药局依旧保持经营状态多年。
参考文献：
【1】黃雁鴻:《澳葡政府對華人慈善社團的管理政策》，《行政》第二十三卷，總第八十八期，2010 No.2，363—374
【2】婁勝華:《代際轉換澳門社團精英的代》，《澳門研究》第二十三期,2004.8，279-306
【3】林廣志，李超:《人口結構與經濟轉型:以近代澳門為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17 No.13,13-26
【4】周大鸣.澳门的族群[J].中国社会科学,1997(05):141-154.
【5】徐杰舜,汤开建.关于澳门土生葡人问题的思考[J].民族研究,2000(06):45-53+107.
【6】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
撰稿人：曾维浩、叶晓琪、田佳杰
初审：曹鸿老师
审核：安东强老师
审核发布：龙波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