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和解与传统技艺的兴衰
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东部，在地理概念上包括潮州、揭阳、汕头三个地级市，在历史上形成了区别于广府与客家文化的独特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潮汕文化以传统儒家文化为底色调，吸收了土著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要素，呈现出具有地缘特点的群体性文化。
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潮汕人得以较早地开始了与海外国家的贸易往来，在交互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并渗入到生活的各个细节之中，如潮汕传统糕点“糕粿”的馅料含有来自印度的咖喱，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考察路线
潮州圣母进教之佑堂（天主堂）
老社区里的三山国王庙
牌坊街
广济城楼与广济桥
韩文公祠
潮州抽纱公司
潮绣研究所
下面将会着重介绍天主堂的中国化和抽纱与潮绣的相关问题。
一、天主堂的中国化
潮州圣母进教之佑堂于1885年奠基建堂，于1904年落成，是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石室耶稣圣心堂的第二大天主堂。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它中国化的痕迹，以下几个细节可以印证：
1、教堂中立有耶稣义父约瑟的神像，而义父的形象是在西方教堂中较少出现的，我们讨论认为这是天主教受中国父权社会影响的体现。
2、十一月是天主教的亡者祷告时间，潮汕教区主要是为逝去的祖先亲人祷告，而西方主要是为伊斯兰教区受压迫的天主教徒祈祷。我们讨论后认为这是受潮汕地区强烈的宗族观念以及儒家伦理影响而形成。
3、祷告会挂有三幅条幅，这种形式在西方教堂的集会中较少出现，而条幅的颜色为黑底白字，既符合西方关于丧葬的礼仪，也与中国的传统丧葬习俗相适应，条幅的内容形式是对联，则是十分明显的与中国传统习俗相对应，我们认为这也是中国化的体现之一。
4、教堂内有一尊禄格圣人的神像，禄格圣人是一位医者，在教堂中的形象是手持竹杆，杆头悬着一只葫芦。葫芦是典型的中国医者济世的元素，我们认为这也是中国化的体现之一。
5、也有其他小组成员发现神像前奉有供品，这在西方教堂中是没有的，以及纪念耶稣的中国古体诗句也不能不说是契合中国文化的体现。
二、抽纱与潮绣
抽纱，随宗教而来的”洋味“技艺，凭借生产队抽纱场女工的密集劳动，使国营抽纱公司成为创汇大户，又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在90年代中后期迅速没落，成为需要国家保护的非遗项目。
1、抽纱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在与抽纱经理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一句俗语：一根绣花针，顶一个大烟囱。这句里的绣花针指的便是抽纱，大烟囱指的则是造瓷业。这句话可以很好反应出女性地位的提升。八十年代的农村抽纱女工利用祠堂等公共场所，采用计时方式结算工资，以一个月30天工时为例，可以领到15元的工资，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九十年代初的鼎盛时期，从事抽纱的女工约有20万人。另外，这句俗语还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潮汕地区，还是整个中国，乃至全球，抽纱的地位都相对比制瓷业更重要。
2、抽纱的生产流程
抽纱有一套比较完备的生产流程。抽纱公司负责设计图纸，而后送到抽纱场或生产大队由女工进行绣制，最后交回公司经由香港中转到海外市场。这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外包制的生产方式。而抽纱公司作为一家国营企业，则是当时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
3、抽纱的衰落
抽纱业作为潮州经济的支柱产业，跨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迎来其发展的极盛时期，但迅即衰落，在三五年内停产，令人唏嘘不已。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对此原因有些思考。
其一，历来抽纱的主要市场在欧洲，随着时间推移，欧洲人的审美和消费观念已发生变化，抽纱的吸引力和需求量大不如前；
其二，九十年代国家调整外贸结构和政策，而长久处于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依赖性严重，原本只负责设计和刷染的潮州抽纱公司无力独自承接外贸工作，成为了那个时代国有企业命运的缩影；
其三，改革开放十年，大量外资企业登陆中国沿海，带来这些地区的平均工资上涨，人员流失成为常态，劳动密集型的抽纱生产模式逐步萎缩；
其四，抽纱技艺难度很高，同以精细著称的潮绣却因为技艺相对简易、更符合大众化而体现更强的生命力。
4、对潮绣的一点担忧
在我们的观察中，潮绣在市场化后似乎主要呈现出一种迎合世俗审美、以市场为直接目的而缺少真正创作的状态，在内容上表现为直白的文化符号，在技艺上也缺乏真正的创新。这或许对潮绣的长远发展不利。
5、对抽纱的未来的思考
• 抽纱产品由于人力的限制，大量产货已经不可能实现，基于这样的现状，或可以转型走向少量高端销售路线，进行品牌化，在建立独特品牌的同时将技艺重新推向大众，则既起到了技艺传承与保护效果，也引入更多的新鲜血液进行创新。
• 关于技艺的传承，首先可将其作为一种硬技术进行记录，例如以文书或音像方式进行保存。同时我们可以将抽纱公司所存的二十多万卷资料进行整理解读，对抽纱技艺的历史进行研究，并建立抽纱博物馆以供民众了解。
撰文：华南对外贸易口岸调查第四组，张君谊、邓沚茵、罗家杰、叶采婷、张杰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