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系谢湜教授《高乡与低乡》获首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
2019年10月27日，北京幽兰文化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公布首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评选结果。共有五部著作获奖，分别是《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陈侃理著）、《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杜正贞著）、《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胡鸿著）、《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李碧妍著）、《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谢湜著）。其中谢湜作品《高乡与低乡》2015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是书将11—16世纪高低乡农田水利格局的演变、聚落变迁和土地开发以及政区沿革等置于区域社会整体中加以考察，并结合剖面分析和时段分析两种方法，阐释了高低乡区域结构的三个重要转变时段。
高乡与低乡
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谢湜 著
平装，480页
“历史·田野”丛书
68.00元 2015年7月
ISBN：978710805226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简介
谢湜，amjs澳金沙门151(中国)有限公司教授，系主任、博雅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本科毕业于amjs澳金沙门151(中国)有限公司，获教育部全国史学新秀奖一等奖，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两次获广东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入选中组部首批“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曾任耶鲁大学麦克米兰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明清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
内容简介
本书将11—16世纪高低乡农田水利格局的演变、聚落变迁和土地开发以及政区沿革等置于区域社会整体中加以考察，并结合剖面分析和时段分析两种方法，阐释了高低乡区域结构的三个重要转变时段：11世纪农田水利大发展的时代，13世纪后期到14世纪高低乡在繁重赋税压力和海上漕运体制下加速开发的时代，16世纪高低乡政区格局基本定型、市场走向整合的时代。在“剖面分析→时段考察→结构研究”的论证体系中，本书将三个专题的内容联系在一起，试图揭示自然环境变化机制、官方财政机制和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等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区域结构的变迁。
目 录
丛书总序：走向历史现场 陈春声
序言 葛剑雄
导论
第一节 变动的区域：时空连续体
第二节 区域的变动：时段与剖面
第三节 区域结构史：高低乡视野
上编 高低乡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和演变
第一章 11 世纪高低乡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
第一节 从“禹贡三江”到“太湖三江”
第二节 冈身·冈门·冈身路：高乡开发
第三节 塘路·塘浦·圩田：低乡开发
第四节 11 世纪的高低乡水利与水学
本章小结
第二章 12—15 世纪高低乡水利格局的演变
第一节 南宋低乡围田与东北东南浚浦
第二节 元代淞江疏浚和浏河黄浦发育
第三节 明初太湖整体蓄泄格局的改变
本章小结
第三章 16 世纪高低乡水利的治与不治
第一节 东北港浦淤塞与争佃升科
第二节 高乡专浚干河与不究水利
第三节 万历常熟治水的昙花一现
本章小结
上编小结
中编 高低乡的聚落变迁与土地开发
第四章 13—15 世纪高乡开发与市镇发展
第一节 元代海漕时代的高乡拓殖
第二节 明初至宣德时期权势的发展
第三节 正统后“主姓”市镇的创建
第四节 倭乱后的变数与市镇兴衰
本章小结
第五章 15、16 世纪乡镇商贸与市场发育
第一节 官布、货布与土纱
第二节 棉业市镇与商业水网
第三节 布行、布庄与布商
第四节 棉业市场与米粮市场
本章小结
第六章 15、16 世纪赋役改革与荒地开垦
第一节 抛荒、坍涨与分圩
第二节 从“均粮”到“积荒”
第三节 嘉定模式：“折漕”与“复熟”
第四节 高低乡垦荒中的“异乡甲”
本章小结
中编小结
下编 高低乡政区变动和政区间关系
第七章 10 —14 世纪政区增设的趋势
第一节 唐宋低乡营田与“吴江”问题
第二节 嘉定创县与官方的高乡治理
第三节 华亭升府和上海立县的基础
第四节 松江定府和昆山移治的经过
本章小结
第八章 14—16 世纪太仓的区划沿革
第一节 平海：太仓由镇成卫
第二节 安民：太仓因卫建州
第三节 博弈：嘉靖“废州案”
第四节 定局：太仓存州复道
本章小结
第九章 16 世纪州县关系和政区定局
第一节 高乡水利协作与州县关系
第二节 松江均粮改革与青浦设县
本章小结
下编小结
结论
第一节 三次大转变
第二节 中时段变化
第三节 转变的机制
第四节 延续的记忆
附 录
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
一、分县由来
二、分县策划
三、常熟县分县划界的过程
四、分县后的行政运作
五、从清末自治到辛亥并县
六、结语：从“区划”迈向空间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空间连续体
变动的区域
（选自《高乡与低乡》导论第一节）
文丨谢湜
马克 ·布洛赫（Marc Bloch）在他的《法国农村史》一书《导言》中，曾打了一个比方，解释他在导论中提出研究设想，并反思研究方法的必要性。他说，一个探险者在钻入茂密的丛林之前，总要简略地环顾四周，因为一旦钻入密林，他的视野就不再开阔了。[1] 对于本书来说，要探讨六百年间太湖流域的区域历史，笔者更加面临着在密林探险中迷路的危险。这片密林，就位于20 世纪以来国内外中国史研究者长期开拓、学术成就斐然的“江南”地区，这是一个古代文献卷帙浩繁、人文底蕴深厚的地区，又是一个近一千年来持续开发、至今堪称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十年来，笔者如同一个好奇的孩童，时常闯进这片丛林，泛舟于太湖、淀山湖的风涛之中，追思于各个老县城的旧院古碑之前，徜徉于许多小镇的石板街之上，醉心于馆阁雅乐以及乡村俗曲之间。如今，当笔者要将搜集到的文献和萌生过的想法诉诸文字，铺设一条穿越密林的小路之时，不免需要借鉴前辈们勾画的“江南”图景和路线图，并参考学术史上一些比较成功的密林探险经验，对此行的起点和目的略作思考。
根据题目所示，这项研究很可能会被归入区域历史地理的范畴。许多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者，常常会在研究开始时，先明确界定区域的范围。这种界定在为研究提供某种叙述上的方便的同时，也往往会带来不少困扰。因为在历时性的考察中，很难找到稳定的区域边界，而一旦设定某种区域边界，在寻求区域的特性，或者追溯区域格局的起源时，许多问题和要素常常无法落入圈定的范围。这种矛盾的出现，既削弱了最初建立这个研究区域的有效性，也影响了对区域格局变化过程的分析。要解决这一矛盾，从根本上说，就是同时处理时间中的空间变化，以及空间中的时间变化的问题，而这显然是过于庞大的工程。在这里，笔者将问题稍微简化一些，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思考：首先是如何引入时空连续体的观念，用变动的江南区域视野代替被圈定的江南区域范围；其次是如何有效运用时段和剖面的分析工具，追述区域变动的过程；再者是如何综合分析地理格局变动，进而考察区域结构及其转变。然后就可以解释，为何选择“高乡与低乡”这个视野，来研究11—16 世纪江南的区域结构变迁。
开始写作这部书的时候，笔者就身处太湖流域东部。不过，用这种自然地理的空间表述，在古代和现代社会都会令人觉得奇怪，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以描述处所的区划概念，大多不是自然地理区划，而是行政区划、文化区划或者经济区划。这些区划与自然区划虽有契合之处，但更多的时候并不重合，不仅如此，行政、文化和经济的区划还常常因时而变。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布拉什（P. Vidal de la Blache）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法国区域学派最重要的奠基人，在建立区域理论时，他就已对区域的多样性有深刻认识，并还强调过大城市在区域形成中的作用，即城市创建了区域，正是城市的吸引力，决定了区域的规模。他还预示了区域的不稳定性，随时间发展而起落不定。维达尔的这些观点在“二战”前几乎没有得到展开，只有里昂城从那时起，常常作为“里昂地区”的凝聚中心而被提及，但没有得到深刻阐述。[2]今天的情况几乎印证了一百年前维达尔的预感，许多人早已习惯了用城市型政区或者经济区域来定位处所，比如应该说在上海，或者说在长三角地区，后者虽然也是自然地理区划，但更多是作为一种经济区的单元。
假如身在元、明、清时期的中国，人们可以用府县的政区概念，比如说自己处于松江府或者上海县。假如在元以前，也许可以说身处浙西之类。当然，在古代或现代，还可以用一种笼统的表述，称身处“江南”，不过，这个所谓“江南”，基本上是边界比较模糊、范围可大可小的文化区的概念，绝非像现代天气预报中所说的圈定了明确范围的江南地区。
面对着一个文化内涵深广，但范围难以确定的“江南”，二十多年来，一些学者在从事太湖流域的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时，对历史上“江南”的地理范围变化进行了许多探讨，并试图圈定一些适合于专题研究的“江南”的范围。近年来，不少太湖地区相关研究论著存在一个明显现象，即直接套用了其他学者圈定的“江南”概念。这些概念主要是以政区为单位界定“江南”的范围，诸如八府一州说、六府说等，笔者将之概括为“江南”范围界定的“政区化”趋势。这一趋势的兴起，受两个过程的影响。
首先，在20世纪80到90年代，沈学民[3] 、 周振鹤[4] 等学者对历史上的“江南”概念的演变进行了考察。周振鹤指出，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其时江南范围很大，南界直到南岭一线，在当时的交通格局下，今皖南、苏南一带多被称作江东。到了汉代，由于刘邦封刘濞为吴王，建都于广陵（今江苏扬州），从广陵到丹徒之间的南北交通成为渡江要道，以会稽郡北部即太湖地区为江南的概念才油然而生。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了唐代才最终形成。唐代江南道设立，其后又分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而唐代人所说的江南，并非限于政区，而常常超出长江以南的范围，太湖地区仍多被称作江东。两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为两浙路。两浙地区之中，浙西北部，也即太湖地区最为富庶。明代苏、松、常、嘉、湖五府农业生产高度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区域，此外，镇江府和杭州府也常与五府并称。但镇江、杭州两府税粮远逊于其他五府，且杭州在太湖流域之外，镇江则在近代以来因文化心理因素的缘故，被排除在江南以外，所以清代晚期以后，七府并提的情况就少见了。在回顾了江南概念的演变之后，周振鹤认为，“从江南一语含义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具有经济涵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的范围”。[5]
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中日学者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中，其实已经对江南的范围进行了不同的圈定。这些讨论常常就是用政区圈定“江南”的范围。
20 世纪80 年代初，王家范在探讨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时认为，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在明代是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江南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6]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研究明代江南农村社会时，则明确说明他所谓“江南”，是指南直隶的苏、松、常三府和浙江的嘉、湖两府，即太湖周边五府的范围。[7] 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开始，将江南概念用所含府级政区来表示的趋势已经普遍出现[8]，但学者们划定的范围并不相同。
鉴于学者对“江南”范围意见各异，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李伯重从明清经济史研究角度出发，在《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一文中，试图对作为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区”进行界定，他的划分标准首先是地理完整性、生态条件的相对统一；其次是长期历史发展导致内部经济联系和经济水平接近，被人们视为一个与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根据这两个标准，他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一州，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区”的范围是合理的。[9]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说在发表之后，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
此后十年间，李伯重本人对“八府一州”说还进行了一些补充和说明，譬如，他在2000 年出版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开篇，便将“江南地区”作为“几个主要概念”的第一个概念继续进行辨析。他强调，“八府一州”的经济区，和施坚雅对经济区的界定不尽相同，因为“八府一州”中一些大城市的商业腹地，以及一些专业化市镇的贸易范围，大大超出了此地区的边界。[10] 在2003 年出版的《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一书中，李伯重把《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一文作为该书的附录（收入书中
时改名为“‘江南地区’之界定”），但对该文进行了不少修订，把原来的两个标准扩充为三个。其中，保留第一个标准即“江南地区的地理完整性”，第二个标准则一分为二，分成“江南地区的经济一体性”和“作为一个特定地域概念的江南地区”，这显然是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书中的“经济区”辨析基础上有所调整。在提出三个标准之后，他还列出一节“‘江南’一词涵义的历史演变”，最后，他将《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一文的结论“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应当是上述八府一州的地域”，改为“经济史研究中的明清江南，应指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州所构成的经济区”。[11]
尽管李伯重等学者对“江南”范围的界定，都强调是特定的研究语境下的处理，比如明清经济史研究。然而，不少学者还是愿意借助这些根据政区界定的范围来进行不同专题的研究。
以上所述，大致就是笔者概括的“江南”范围界定的“政区化”趋势。一方面，它与关于江南概念历史内涵的讨论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太湖流域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有密切关系。那么，应如何看待这两个方面的联系呢？
从逻辑上，既然江南的概念在历史时期变化较大，本就无所谓对“江南”的范围进行界定，即便到了明清，当时人对“江南”的概念也没有统一过。正如李伯重所指出的，从元代以后，“江南”不再被作为行政区名称，所以江南一词的使用也比较随便，有时仅指苏南，有时又扩大到苏南浙北八府一州以外，即使是在苏南浙北八府一州以内，也常常只用来指其中几个州府，由此造成的混乱，大概就是今日“江南”一词没有统一地域界限的根源。[12] 在此就可以理解，为何周振鹤的研究旨在解释“江南”概念和地理范围变动的原因，并未作任何的“界定”，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何李伯重强调是在“明清经济史研究的前提”下界定“八府一州”的范围。
徐茂明在《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一文中，从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四个角度，讨论了界定“江南”地理范围时涉及的历史因素。他在文末认为，从“江南”的历史演变看，无论其指称的是自然地理范围，还是行政区域，都有一个由西到东、由大到小、由泛指到特指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过程与“江南”经济开发、文化发展的历史是完全合拍的。“江南”这一名称已由单纯的地理概念演化为包含地理、经济、文化等多种内涵的专指性概念，当人们使用“江南”一词时，在心目中已赋予它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就是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13] 这一分析确认了历史上“江南”概念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以及概念演变与地域历史的关系，也点到了人们对“江南”进行定义的文化心理，是富有启示的。不过，在最后他还是以政区化的界定作结，认为将太湖平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府一州视作明清“江南”的地域范围较为“合理”，但没有限定其“合理性”适用的范围。
质言之，历史上的“江南”，无论从概念演变角度，还是人们对其范围认知角度，都是多变的。所谓的“科学”界定，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界定江南地区的范围，主要是取决于具体的研究专题，也就是说，把“江南”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和工具，作为一种研究区域。这种区域界定是允许多样性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只须考虑其设定合不合理，而无须进行客观或不客观的正误判断，亦不必强求在具体范围上达成共识。
既然区域界定取决于研究专题，要检验其范围设定合不合理，关键就是通过历时性的考察，把握这一研究区域与研究主题的关系。在这样的思路下，对“江南”范围的讨论，首先要将区域视为一个动态的视野，从中考察区域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过程。至于如何实践这一研究思路，回顾20 世纪以来地理学和历史学对区域理论的发展，可以获得启发。
区域作为学术研究的概念，首先来源于地理学。自从区域概念提出之后，它既成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也成为极富争议性的概念。德国近代地理学区域理论的重要奠基人阿尔夫雷德·赫特纳（Alfred Hettne，1859—1941）指出，历史学的核心精神，在于探索事物的时间变化过程，以及各种不同发展系列的内在联系，而地理学的核心精神，在于运用区域的观点，“从对各种不同的自然界和它们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并存和互相影响的理解，来认识地区和地点的特性，从各大陆、各地区、各地方和各地点的地表的自然划分中理解整个地表”。[14] 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哈特向（R. Hartshorne，1899—1992）的区域理论与赫特纳的思想一脉相承。哈特向认为，地理学研究主要包括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这两种方法，地理学的终极目的是研究世界的地区差异，只有经常保持与区域地理学的联系，系统地理学才能牢牢抓住地理学的目的，而不至于消失于别的科学之中。[15]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欧美各国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由于学术源流不尽相同，各国学界针对区域的地理和历史（空间和时间）的关系展开了不同的讨论。
在法国，维达尔的人文地理学说在20 世纪初期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得法国地理学者越来越重视文化与自然、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并考察这种相互关系的产物——“区域”和“地点”。历史学者则从地理环境决定论转而信奉环境或然论。[16] 这种学术发展趋势直接促成了“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诞生，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1922 年发表了《大地与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学导论》一书，直接阐述了如何以或然论考察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复杂影响。[17] 在20 世纪前半期，“年鉴”学者力图重新认识空间，通过将史学进一步引入对空间现象的研究，振兴了地理学，并促成了历史学与地理学的联姻。[18]
在德国，赫特纳的区域地理思想，主要是受到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和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影响，而李特尔和洪堡的思想则源自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康德的地理学思想是以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为基础的，时、空是分离的，康德主张“区域”和“时代”都是一种研究的框架，空间类似一种抽象容器。在这种观念之下，在地理学中考虑时间性，乃至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都面临着困难。[19] 赫特纳深受这种地理学思想影响，他认为：
同样有对过去时代的地理学的考察，就像有对现在的地理学考察一样，事实上确是存在一门历史地理学和一门古地理学。本质的区别不在于地理学偏重于一个一定的时间即现在，而在于对地理学来说，时间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它不是从时间的角度来注视过程……只是为了解释在选定的时间中的状况时才引用时间的发展。地理学需要有关起源的观点，但不得变成历史学。……地理学的考察总必须针对着某一个特定的时间。[20]
如前所述，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的区域理论源自赫特纳，他完全赞同赫特纳对区域时间性的认识，哈特向对区域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则表述如下：
研究一个地区的学者不但并无考察该区各“发展”阶段的逻辑必要性，而且展示这样一种历史横断面的顺序，也未必就能提供理解现状的最好手段。……虽然解释区域地理中的个别特征常常需要学者返回过去时期的地理，但区域地理却不必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研究。相反，除非研究者要着手同时描述一个区域中历史和地理的雄心勃勃的艰难任务，那么他就需要明确区分这两个观点：即按时间研究对象的联系的观点，和按地点研究现象的联系的观点。[21]
从赫特纳到哈特向，他们始终不愿强调区域地理的时间性，于是，在追溯区域地理要素的历史根源时，就很难切入区域历史考察。正如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总结的那样，区域地理解释仍面临时间不对称问题，为了使得因果解释适当地发挥作用，就需要指定某种闭合系统。[22]
哈特向建议地理学应把自己局限于生态的或者功能的解释，而排斥解释“发生”的过程，这等于降低了历史地理学的价值。就在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发表不到一年，美国地理学家索尔（Carl O. Sauer）就坚决反对他的观点。1941 年，索尔在美国地理学协会的就职演说中，批评哈特向将历史地理学置于地理学的边陲地位是地理学的大倒退。他坚决主张：
地理学者一定要做历史重建。假若地理学是研究地区的成长，也就是确定和了解各种人文组合，则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分布（聚落）及活动（土地利用）的发展形成过程。一个族群在一个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和谋生方式，涉及对文化特质的了解，文化特质可能是自创的，也可能是外来的。像这样的文化区研究，便是历史地理。对文化区的深入了解，就是起源与过程的分析。整个目的，就是文化的空间差异。研究人，同时要做溯源分析，就必须要考虑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所以历史地理学者一定要是一位区域专家，因为他不但要知道该区今日的面貌，而且也要充分了解其详细状况，这样他才能够追溯该区过去的历史轨迹，他也必须了解该区的文化特质，他才能够明白在过去的情况下该区当年的状况。[23]
索尔一直强调景观的文化属性，他和他的学生从事的研究工作，既不包括仔细重建过去的地理环境，也不包括区域边界的周密考虑，而是倡导一种广泛的历史地理学，来追述地区文化景观形成的过程。[24] 20 世纪40 年代，索尔的理论倾向实际上代表了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从更大的视野上看，甚至可以说，这种学术观念的推进，反映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真正建立。
日本历史地理学家菊地利夫总结了20 世纪中期的这场学术转变：
20 世纪下半叶，将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严格区分开来的观点，已向相对空间与相对时间密切融为一体的观点转移。应当指出，近代历史地理学与近代地理学是空间科学，而现代历史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则是时空科学。作为时空科学的空间，所有物体、现象都占有某一特定的时刻位置，只要这一物体、现象继续存在，这一空间也就将按时间系列持续下去。这样的空间就叫做时空连续体（Space-time continuty）。它是一个在时空间不断变化着的整体，特定时刻的物体、现象，是这一时空连续体的横断面。基于绝对空间的近代历史地理学中时间断面上的地理，是康德所说的静止的历史，是由无时间性的时间薄片所构成的空间。但时空连续体中时间断面上的地理，则不是没有时间性的空间，而是包含着“时间分节”（Spatial-temporal segment）在内。[25]
概括起来，这场学术转变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将区域作为一个变动过程，尽管地理学的区域研究对象指向空间，但必须明确这个空间是一个时空连续体。离开历史地理学，区域地理的格局及其起源便无法得到解释。
在简略梳理了20 世纪以来区域地理学术发展脉络之后，笔者对“江南”区域界定有进一步的认识。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讨论“江南”区域问题，除了认识历史时期“江南”的概念和文化意涵的多样性，认识古人指称的“江南”范围的多变性，更重要的，还在建立“江南”区域的分析工具之后，进一步考察其变动的过程，始终明确必须把“江南”区域作为一个时空连续体进行考察。
因此，某一种“江南”的区域范围界定，不是为了确认各种地理格局的静态“统一性”，而是为考察各种地理格局的变动，提供一个动态的历史视野。在这个意义上，譬如学者们在论证“江南地区的地理完整性”时依据的“太湖水系的完整性”，就需要在历时性考察中重新斟酌。本书上编将详细追述11—16 世纪太湖以东农田水利格局的变迁，并叙及太湖整体水系格局的演变。其中，太湖整体蓄泄格局在明代发生了较大转变，14 世纪后期到15 世纪初，明朝官方通过改筑东坝、掣淞入浏、凿范家浜导黄浦出海这三个大工程，逐渐打破了此前的水势平衡，引起了太湖入水、泄水格局的整体改变。太湖以东泄水格局出现了淞、浏并淤，以黄浦泄水为主导的新局面。这种演变已经使得太湖东面、南面的苏、松、嘉、湖四府的水系，与常、镇诸府水系的关系变得疏远，明清的水利学家关于八府水利统一性的表述，其实是沿袭了宋元时期的水利学说，表达一种综合整治水利的理念，并不反映当时实际的水系格局。总体上说，在明代以后，在“八府一州”的范围里，水系格局已非统一。
另一方面，可以从政区沿革本身，反思前述“江南”范围界定的“政区化”趋势。例如，“八府一州”说中的一州，是指太仓州，但在明代，用“八府一州”的连称是不严密的。因为太仓州是在明代弘治十年（1497）才设立的，此前只有卫所的建制。在清初太仓州升为直隶州之前，太仓州始终隶属于苏州府，其政区层级居于苏州府之下，府和州是统属关系，不能平级并称。
当然，笔者绝不会因此把太仓剔出视野，太仓的区划故事是十分引人入胜的。元代昆山曾将治所移至太仓，明初太仓立卫，明代中期由卫建州之后，嘉靖年间太仓却面临被废置的危险，其后“废州”不成，太仓才保住了州的建制。本书下编就将讨论这个生动的区划故事，并从中分析太仓区划沿革与太湖以东的土地开发以及官方行政的关系。谈到这一点，又触及一个重要的区域地理研究专题——政区沿革与区域变迁的关系。
首先看看“八府一州”中府级政区的沿革。八府的格局在元代已经形成，但其中松江府迟至元代才设立，其中还经历了废府和复府的过程，松江府设立后，“苏松”的连称在文献中便常常出现，并与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的“江南重赋”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关于此点，第七章将进行详细的分析。
假如进一步将考察点放到县级政区的变动，不同时期区域开发的情况就会显现出来，下编将分别涉及吴江、嘉定、上海、青浦等县的区划沿革情况，还将分析不同时期政区设立后，在行政运作中的相互关系。
总的来说，本书不以政区单位确定区域范围，而是通过综合考察政区变动的基础和机制，把“江南”概念从文化多变性和范围不定性中解放出来，转而分析“江南”作为“时空连续体”的地域开发过程。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也是从20 世纪以来中外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脉络中获得启示的。
在19 世纪的西欧，就有不少学者不断地强调历史的地理基础和地理的历史基础。例如在法国，许多历史学家具有较宽泛的地理学观念，他们的行政疆域沿革史研究常常被称作“历史地理学”，其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在被定义为地理区域的这种行政疆域内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历史过程。法国著名学者米西莱（J. Michelet）在其所著19 卷本《法国史》书中便主张：“法国历史的真实起点是基于天然与自然分区的政治分区，首先，历史学完全是地理学。”由此，米西莱提出了法国的区域地理学描述法，这种用地理学研究历史学的方法被称为“法兰西图解”。前面提到的维达尔的人文地理学，就是这种学术趋势延续的结果，在这一时期，西欧各国的地理学者不再将“历史地理学”仅仅作为描述政治区域及其实体沿革的一个术语，转而开始赋予其十分广泛的含义，重视历史的构建和人类的作用。这些学术趋向促发了20 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的诞生和发展，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费弗尔认为，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密切关系是清晰的，但必须不断地向其他学者强调；他力主把法国的人文地理学发展成为历史地理学。[26] 20世纪中期，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为代表的年鉴派学者，将该学派关于史地关系以及时空观念的认识继续推进。在布罗代尔的研究中，地理不是简单地展演历史舞剧的舞台或一个自然环境空间，地理还更是一个动态的有着多种联系的行政疆域框架，历史过程不仅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中，而且发生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内。
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显露出一条清晰的学术发展脉络，即从行政疆域沿革史研究向综合的历史地理学转变。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颇为相似的过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中国古代丰富的典籍文献使这些变化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录。基于这些记载，一门专门探究政区和疆域、地名、水道的变迁的学问——舆地之学（沿革地理学）应运而生，并成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19 世纪，中国的沿革地理学发展达到顶峰。随着西方现代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逐渐传播，20 世纪3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传统的沿革地理学的坚实根基上，尝试建立历史地理学。当时，方兴未艾的历史地理学仍保留着浓重的沿革地理色彩。20 世纪中期，以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为代表的学者，正式引入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研究体系，并参照了西方学科架构，把历史地理学视为现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他们十分强调史学方法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充分继承了中国的舆地学传统。[27] 他们在方法和视野上，一直保持融通，并未因珍视传统而画地为牢，同时又思考着如何改造沿革地理学，使其焕发生机。谭其骧在传统的行政区划沿革史基础上，就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他意识到中国的县制不仅对于地方行政制度史至关重要，而且可以成为研究地域历史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1947 年，他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这篇重要论文中指出，中国的“县”是历代地方行政区划的基本单位，历代设县标准大致相似，虚置滥设者较少，一地方创建县治，表明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设县的动力正是来自新县以前所隶属之旧县，利用中国的丰富地方文献考察分县序列，很可能为中国的地域开发史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28] 谭其骧的研究虽只是简略梳理了浙江各地区开发的过程，但其提出的研究方法是意义深远的。
可见，从传统的政区沿革考究迈向区域综合研究，本就是中外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要分析区域作为时空连续体的转变过程，就必须在综合的视野下考察政区沿革。哈特向的区域理论中有关区域与部门（按：或称系统、专题）两种分析路径的辩证关系，是颇具启发性的，他认为：
只有在部门研究，而不是在区域研究，我们才能建立明确的客观划分的区域。再则经验表明：这样划分的区域在部门研究中，对决定有限数目因子之间的共同变异程度是最有用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矛盾：我们企图建立区域的技术概念作为区域地理研究的工具，实际上却在部门研究中建立和应用这些概念。[29]
在这一意义上，假如将研究区域建立在具体政区上，政区沿革的动力、机制和影响，需要结合其他专题分析去理解。假如把研究区域建立在更大的时空连续体之上，则区域中的政区变动，只是考察时空连续体变动的一个专题。
基于以上思考，本书的研究思路，首先就是放弃将“江南”区域的界定作为研究前提，而是始终将“江南”视为一个变动的研究区域，视为一个时空连续体，笔者把这个研究区域建立在太湖以东地区。然后，将这个时空连续体放入时间轴，进行综合考察。在综合考察中，本书选择了三个研究专题，分别是水利格局的形成和演变、聚落变迁与土地开发、政区变动和政区间关系，三者都使用历时性的论述。
本书的章节安排，初步展现了三个研究专题的联系，然而在具体的内容中，文献和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交叉。之所以按三个研究专题进行历时性分析，那是因为，很难在一条时间线程中把各种要素及其关系表述出来。时空连续体的建立，就是以相对时间和相对空间为前提，不同的地理要素的时间、空间属性是不同的。不过，专题与专题、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则是共时性的。
那么，如何在三条专题线程中，尽量避免专题间、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不被埋没呢？笔者用一种类似计算机软件中的“超链接”（hyperlink）命令，在三个专题叙述中，加入一些提示语，以便建立不同专题间的内容联系。于是，本书行文将充斥着“某编某章提到”、“某编某章已提及”等等“超链接”语句，不过，以这样的方式提示联系，显然比较笨拙，甚至造成阅读上的某些烦扰，这是笔者需要致歉的。
“超链接”的建立，其实是基于笔者对专题间相互关系的分析，而对这种相互关系的分析，涉及历史地理学研究两个重要的概念：剖面和时段。正是它们将三个专题维系在时空连续体之中
〔1〕［法］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导言》，余中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页。
〔2〕［法］安德烈·梅尼埃：《法国地理学思想史》，蔡宗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0 页。
〔3〕沈学民：《江南考说》，手刻油印稿，约20世纪80年代初。转引自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史林》，2002年第3期。
〔4〕周振鹤：《释江南》，原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49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收入周振鹤：《随无涯之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年，第324—334 页。
〔5〕周振鹤：《释江南》，第324—334 页。
〔6〕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7〕［日］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 年。
〔8〕譬如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
〔9〕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1期。
〔10〕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23页。
〔11〕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附录《“江南地区”之界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47—462页。
〔12〕李伯重：《多角度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附录《“江南地区”之界定》，第461—462 页。
〔13〕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史林》，2002年第3期。
〔14〕［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1页。
〔15〕［美］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叶光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587页。
〔16〕Alan R. H. Baker, Geography and History: Bridg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9. 中译本为［英］阿兰·R. H. 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页。
〔17〕Lucien Febvre,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66. (First publish as 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 introduction géographique à l’histoire,Paris: Armand Colin, 1922.)
〔18〕［法］雅克 ·勒高夫：《新史学》，收入［法］J. 勒高夫、P. 诺拉、R. 夏蒂埃、J. 勒韦尔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29—30页。
〔19〕［日］菊地利夫：《历史地理学方法论》，东京：大朋堂，1977年，第15—19页。中文选译系列参［日］菊地利夫：《历史地理学基本概念的革新——〈历史地理学导论〉选载之二》，辛德勇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 期，第140—145页。
〔20〕［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第151页。
〔21〕［美］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第211—213页。
〔22〕［英］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85—486页。
〔23〕［美］索尔：《历史地理学引论》，姜道章译，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 年第4期，第48—50页。［这篇演讲稿最初刊登在1941 年美国地理学协会的会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31,1941) 上，1963 年收入《地理与人生》(Carl O. Sauer, Land and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 edited by John Leigh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一书。
〔24〕［英］R. J. 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唐晓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9页。
〔25〕［日］菊地利夫：《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第26—27页。中文选译系列参辛德勇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期，第152页。
〔26〕［英］阿兰·R. H. 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第19—21页。
〔27〕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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